证人资格问题重述
姚莉 吴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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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证人资格，乃是证据法学中关于证人证言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由于我国理论及实务界对此认识存在偏差，故有必要再进行辨析与探究。本文在对证人资格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证人资格的新标准，并澄清了有关证人资格的若干重要问题，以期为完善证人资格的立法提供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 刑事诉讼 证人资格 证人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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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证据。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证人出庭作证被认为是新的审判方式中关键的一环。但是，证人拒证现象却日渐成为司法实践中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证人不作证，固然有来自证人自身方面的原因，但立法上对证人作证相关问题未作确切规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而证人资格的法律界定首当其冲。试想，连最基本的证人资格规定都模棱两可、不尽合理，何谈证人义务，又何谈强制证人出庭？基于此，笔者试图先从证人资格问题的研究入手，通过分析，澄清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的一些误解，为全面解决证人作证提供一点理论基础。
一、证人资格的界定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证人资格（competence of witness）的指称颇为混乱，诸如“证人能力”、“证人范围”、“证人条件”等等，虽不尽确切，但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即指在诉讼案件中能够成为证人所需具备的要求和条件。证人资格与证人概念不同：证人概念回答的是什么样的人是证人的问题，是对证人内涵的界定，往往以积极条件规定之；而证人资格回答的是一个潜在的证人能否有资格提供证言的问题，是从外延上对证人概念进行的限定，这种限定往往以消极条件规定之。广义地说，证人资格是由证人所具有的事实条件、生理条件和法律条件决定的。事实条件是指证人以自己的感觉器官直接地、实际地感知待证案件事实；生理条件是指证人具备辨别是非、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生理能力；法律条件是指证人具备认识并且承担作证的法律后果的能力。①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证人概念等同于公民概念的话，证人资格实际上就是公民的权利能力。也就是说，证人资格是一名证人作为“证人”这种法律身份所应具备的起码要求，是证人进入诉讼程序的“准入”条件。
证人资格的宽严限制因各国刑事诉讼政策而异。笔者发现，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证人资格的一个总的趋势是限制越来越少。英国和美国普通法上曾对证人资格作出苛刻的限制。十六、七世纪时，“举凡有色人种、当事人亲属、破产人、利害关系人、犯罪人、精神障碍人、儿童、无宗教信仰人，均排除其为证人”。这样的规定与早期社会人格不平等是有很大关系的，而且“此种严厉之证人适格法则，使得审判上可用之证据大为减少，因而影响司法职务之执行。”①因此这种规定一直招致有识之士的反对，贝卡利亚就曾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一切有理智的人，也就是说，自己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其感觉同其他人相一致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年龄、宗教、利害关系等因素相继与证人资格分离，苛刻的限制逐渐被削减，现在各国基本上都倾向于不对证人资格作出限制，原则上任何人都有出庭作证的资格。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601条规定：“每个人都具有作为证人的适格性，但本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所有人均具有作证的能力。”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3条也规定：“法院，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可以将任何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从这些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现代诉讼制度对证人资格的规定皆采取了宽泛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证人资格只是法院赋予证人身份适格性的假定（presumption of competence），“一般而言，所有的人都被假设为具有适格性的证人，因而可以被传唤提供证言。”③至于证人的年龄、智力、身体状况等因素，则留待法官在庭审中进行判断。也就是说，过去影响证人资格的这些因素，现在被认为是影响证言可信性的因素——这是一个悄悄进行的重大革命。从现代证据法学的角度看，证人资格是属于证据能力的问题，而证言可信性则属于证明力的问题，两者确实不能混为一谈。证人资格规则的逻辑是，假定每一个证人都有作证资格，除非不符合法律对证人资格的限定要求，但是众所周知，这种限定现在越来越少了。放宽证据能力的限制，无疑是为促进更多的证据进入审判的视野。总的说来，证人资格的实质内容发展到今天，只剩下对证人能力方面最基本的要求，即拥有感知、记忆、表达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感知、记忆、表达是证人证言形成的三个阶段，对于证人陈述必不可少；对辨别是非的能力的正确解释实际上是要求证人能区别事实和幻想（distinguish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④而并不是要求他说真话，这也是证人作证最起码的要求。基于此，笔者通过重新审视证人资格规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证人资格的法律界定应当是以下两个条件：一为证人具有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二是证人具有辨别事实的能力。质言之，只要证人具有当庭陈述的基本能力，就应当具有证人资格。
二、对我国证人资格规定的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资格的规定是：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从字面上看，这样的规定似乎并不违背上文所述证人资格规则，但从条文含义来说，却是摸棱两可、不尽合理的。首先，此处的“义务”用词值得商榷。因为从理论上说，证人义务与证人资格是有区别的，具有证人资格的人并不一定就有作证义务，例如英美等国都确定了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证人资格制度，但并非任何人都有义务作证⑤；我国虽然没有规定拒证特权，但刑事诉讼法中也规定了因身份和职务关系不能在同一案件中充当证人，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的规定，故此处的“义务”按立法原意宜为“资格”，并加上“法律明确规定的除外”，旨在排除法官、陪审员、检察官等在诉讼中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其次，该条强调“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却对以何标准判断证人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能力语焉不详，实质上造成的结果是将证人资格的决定权交由控辩双方“把关”。因为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法官于开庭前所能见到的仅是证人名单，他无法对证人的范围作出实质性的取舍，而控辩双方则可能根据自己对法律规定的限制条件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对某证人有无证人资格各执己见，结果导致该出庭的证人不出庭。再次，在语言的表述上，该条文的含义令人费解。——到底是“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和“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之间”是递进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模棱两可。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往往被理解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缩小了证人的范围。事实上，证人作证的行为不同于民事法律行为，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等同。“只要具备基本的表达能力，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应当具有证人资格。”①总的来看，我国对证人资格的立法规定试图表现其谨慎的态度，但适得其反的是它引起了学理上和实践中的混乱。
笔者认为对证人资格作如此限制大可不必，因为即使放宽对证人“准入”规则，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证人提供证言的，法官对证人作证能力的判断才是决定证言可采性的根本环节。也就是说，法官审查判断证人证言，除了注意审查证人证言的来源和收集证人证言的程序是否合法外，还要审查证人的自身情况，包括证人的身体和生理状况，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证人的思想品质、心理状态，以及与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等，这些都属于对具有证人资格的证人的证言证明力的判断，而不是证人资格的范畴。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就证人资格与证人义务作出区分，也没有就证人资格与证言的证明力作出区分，导致立法表述上模糊不清、前后矛盾就不足为怪了。
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在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资格”的同时，删除对证人资格戎赘的限制条款，而把这些属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的问题留待法官在庭审中作出判断。这样，证人资格的要件实质上就只有两个：一是知道案件情况，能分辨事实和幻想；二是具有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以此为标准，笔者在下文中将对两种特殊证人的资格进行研究，或许可得出不同于传统认识的新结论。
三、特殊证人资格问题
1、儿童的证人资格问题
儿童能否作为证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我们可以追溯到英美证据法上关于证人适格性的限制。十六、七世纪，英国普通法限制是限制儿童作证的。早期普通法对儿童作证适格性限制苛刻的主要原因，是法官对陪审团评估少年儿童或精神错乱者之话语的能力缺乏信任。” 但不可否认的是，儿童的证言在很多时候确实成为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②，所以“以排除可能是唯一了解案件事实的证人作为补救无能的陪审团的方法，看来是愚蠢的、简单粗暴的。”③而且根据普通法的规定，证人作证应当进行宣誓，而且普通法坚持“一个人只有理解宣誓的意义和后果方可以作出宣誓”，并且将宣誓能力和和儿童作证资格混为一谈。④现在，虽然在各国法律规定中仍未尽一致，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一般地对儿童的证人资格很少有限制，其限制多针对儿童的证言证明力。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规定需经宣誓作证，但未成年人可以作不宣誓证言，只是不宣誓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罪的依据，而须有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方能有相当的证明力。⑤但前苏联、罗马尼亚等国却对幼年人证人资格作了较大的限制，如前苏联要求“只有对案件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下，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判断时，才可把少年人作为证人传讯。”罗马尼亚甚至规定“不满十四岁的人不具有证人资格”。①
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明确排除儿童的证人资格，但对“年幼”是否为考虑证人资格的要素之一不无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以年龄为标准对儿童的证人资格加以限定。有的根据我国刑法上的责任年龄来确定儿童的证人资格，有的根据我国民法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作为标准，有的干脆把不满10周岁的儿童一概排除在证人之外。②而在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其认识感知事物的能力也较脆弱，心理状况不稳定，独立判断能力不强，“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让他们作证并接受盘问、质问，其证言的可靠性、可采性是大打折扣的”，故不宜作证。③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首先混淆了证人资格和证言证明力的概念，其次也忽视了年龄并不一定与证人作证能力一致的现实。如果以年龄为是否具有作证资格的分水岭，那么，以多少岁为分界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允许儿童作证，只是赋予其作证的资格，防止可能重大的证言排除在法庭之外，而儿童提供的证言有多大是可信度，那是需要事实审理者的判断的。事实上，因个体的差异，我们很难以证人的年龄为标准对其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划一个统一的界线，因此硬性地凭年龄对儿童采取一刀切或在庭审之前预先剥夺儿童的作证资格，皆不可取。
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有的明确规定儿童有作证能力，有的虽然没有规定，但判例和学说都是主张赋予儿童作证资格的。例如，台湾对儿童之为证人并无硬性限制年龄，凡能理会宣誓之意义，知晓陈述真实之责任者，均得为证人，并且判例中也有六七岁的儿童为证人；④日本的田口守一教授也认为，4、5岁的儿童也有证人能力，只是要慎重地判断此证言的证明力而已；⑤卞建林博士在研究美国的证据规则时也指出，“就儿童来说，在决定有无证人资格时，年龄不是决定性因素。只要审判法官认为该儿童具有感知、记忆和表述的能力，任何年龄阶段的儿童都允许作证。⑥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第（一）款将未成年人作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似有否定儿童作证资格的嫌疑。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赋予儿童证人资格，法律不能因年龄或者生理原因剥夺其证人资格。至于儿童能否正确表达，以及证言的可靠性有多大，这都是属于法官审查判断证言证明力程度的范围，并非受证人资格所限。
2、警察的证人资格问题
警察向法庭作证，在国外刑事诉讼中乃是通例。警察作为侦查活动的主体，对于证明目击犯罪的情况，对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对于侦查中收集物证、获得口供的过程和方法，有着其他证人无法替代的“知情者”身份，于是传召警察出庭作证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英国司法界有句著名的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仆（policeman is the public servant of the court）”，讲的是警察有义务为法庭审判的顺利进行、为保护司法公正提供服务的意思，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就是警察服务于法庭审判的一个主要体现。⑦例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其控方证人之一就是负责侦办的富尔曼警察，但由于其侦查中的违法取证以及种族歧视倾向，他的出庭作证成为辩方扭转局势的关键。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警察虽然多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但辩方也可根据辩护需要申请传唤某一警察出庭作证。控辩双方传唤警察出庭作证的目的在于，了解警察实施某一侦查行为的情况，有助于法庭对其他证据的合法性作出判断。
我国的警察能否作证人呢？《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侦查人员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这似乎说明警察可以作证人。事实上，警察不作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是一种“习惯”，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往往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某某刑警队，某某派出所的名义出具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严格地说这只能属于书证。这种做法虽然节约了警察的时间，也避免了法庭质证时可能出现的对警察证言的质疑，同时也可以避免伪证责任等麻烦，正如龙宗智教授所言，“使用书面证明材料甚至不符合基本诉讼要求的书面证明材料，会带来司法不公正的风险；同时，这种‘警察特权’也是对法治的一个反讽。”①
笔者认为，将警察排除在证人之外既有悖于诉讼法理，亦有害于刑事司法实践。首先，从本文提出的证人资格的两个要件来说，警察是符合的。虽然他承担了侦查职能，但并不与证人协助诉讼的职能相冲突，而且鉴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应该允许其以普通证人的身份就其执行职务的情况作证。陈朴生指出：“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虽从事于案件之侦查业务……法院仍得以之为证人加以传讯。”②当然，警察充当证人和一般证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即警察证明的事实多与其执行的职务有关。例如警察在现场目击犯罪事实的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时，如果警察不对如何发现犯罪嫌疑人、如何抓获犯罪嫌疑人出庭作证，有些案件事实就无法查清；警察实施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活动，即使形成了笔录，如果在庭审时不就其活动的进行过程提供证言，法官也很难当庭核实这些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其次，当辩护方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警察如不出庭提供证言，则有无刑讯逼供、有无非法搜查等情形也可能成为不解之谜。笔者认为，在我国庭审改革之后，由于法官认定案件证据的过程都集中在开庭审判阶段，而且控辩双方对抗性的增强势必造成在庭审中对侦查阶段的某些情形更易产生针锋相对的分歧，如果警察不能出庭作证，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就很难完整进行。再次，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施行的《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的，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实际上已经肯定了警察作证的适格性。鉴于提供书面证明材料存在的种种弊端，警察出庭作证应予推行，肯定警察的证人资格在我国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姚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丹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姚莉、李力：《刑事审判中的证据引出规则》，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① （台湾地区）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②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③ John A. Andrews and Michael Hirst, Andrews＆Hirst On Criminal Evidence, Sweet &Maxwell, 1997 , p.252.
④ Andrew Choo, Evidence, Text and Materials,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8, p.87.
⑤ 在许多国家，享有拒证权的证人没有作证的义务，详细的论述参看本文第七章，以及拙作：《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
① 宋春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2期。
② 如2001年8月7日，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张述伟故意杀妻案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来自7岁女儿张丹的证言。法院采纳其证言的理由是“张丹虽然年幼，但其证言意识表达清楚、完整，从证实内容上看，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见《楚天都市报》2001年9月20日第11版报道《7岁女儿出庭举证》。
③ John W. Strong, ed., McCormick on Evidence ,West Publishing Co., 5th ed., 1999,p269.
④ I. H. Dennis, The Law of Evidence, London Sweet &Maxwell, 1999, p419.
⑤ 欧阳涛等：《英美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4页。
① 曹盛林：《证人证言之比较》，载《国外法学》1986年第1期，第22页。
② 参看王少华、冯兆蕙：《刑事诉讼证人资格探究》，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6期。
③ 田平安：《证人证言初论》，载《诉讼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台湾地区）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⑤ [日] 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学》，刘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230页。
⑥ 卞建林译：《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与联邦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⑦ 参看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赴英考察报告，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关于印发《体育产业 “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印发《体育产业 “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体经字〔2011〕1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厅、司、局，各直属单位，有关体育院校：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在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并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
《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是《指导意见》颁布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落实《指导意见》的重要举措和内容。请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切实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国家体育总局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
前言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促进体育产业快速成长的重要阶段。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统筹“十二五”期间体育产业的各项工作，创造性地发挥体育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提升体育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制定本规划。
一、“十二五”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十一五”期间，在国家经济社会以及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2008年全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17万人，实现增加值1555亿元，较2007年增长16%，明显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体育市场体系逐步完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体育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呈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体育产业由各方面自行发展，向国家主导、各部门和全社会联合推动发展转变。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取得积极进展，部分省市通过设立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等政策，有效推动了地方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产业统计等基础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完成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及相关产业专项调查，摸清了体育产业基本情况。创办体育旅游博览会，以展会为平台，进一步带动了体育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先后建立了深圳、成都温江、福建晋江、北京龙潭湖、浙江富阳和山东乐陵等6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有效地调动了地方发展体育产业的积极性，也进一步发挥了体育产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以北京奥运会为代表的重大体育赛事极大地带动了文化、娱乐、旅游、建筑、通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体育产业的辐射效应。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为重点的体育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建立，保证了体育市场的规范发展。体育彩票销量持续增长，“十一五”期间共实现销售额2428亿元，提取公益金728亿元。
虽然我国体育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体育产业规模还比较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比较低，尚未充分发挥出新兴产业的潜力和优势；体育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体育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较低，区域发展不够平衡；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性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市场机制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体育市场尚不成熟，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消费观念有待引导，市场监管有待加强；体育产业各项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体育产业政策体系亟待完善，高素质的体育产业人才匮乏。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体育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生活方式，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体育产业已进入快速成长阶段，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体育产业的发展规律，抓住历史机遇、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促进体育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围绕国家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协调发展，将发展体育产业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二）发展目标
“十二五”期间，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扶持政策，建立体育产业发展政策体系；继续保持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增加值以平均每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末期，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创建一批充满活力的体育产业基地，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体育骨干企业，打造一批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品品牌；不断完善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份竞相参与、共同兴办体育产业的格局；优化体育产业结构，提高体育服务业的比重，加快区域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基本建成规范有序、繁荣发展的体育市场，促进体育相关产业发展，壮大体育产业整体规模，增强我国体育产业的整体实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体系。
三、主要任务
（一）促进体育产业各门类统筹发展。以体育健身休闲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为先导，带动体育用品业、体育中介业等业态的联动发展，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休闲项目，积极稳妥开展新兴的户外运动等项目，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市场开发；引导体育竞赛表演业健康有序发展，积极引进国际知名的体育赛事，努力打造有影响、有特色的赛事品牌；做大做强体育用品业，制定与完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强体育用品质量认证，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世界体育用品业中的地位；鼓励发展体育中介业，大力开展体育技术、信息咨询、体育保险等中介服务。
（二）优化体育产业结构。适应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新形势，重点发展体育服务业，大力培育体育市场主体；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体育产业，积极扶持中小体育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在自主创业、吸纳就业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提高体育产业素质，提升体育产业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体育产业良性发展。
（三）壮大体育消费市场。紧密围绕国家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大力引导体育消费需求，积极培育和健全体育消费市场，不断增强体育消费产品的供给能力，以优质的服务促进体育消费。促进农村体育消费与城镇体育消费、传统体育消费与现代体育消费的协调发展。合理引导高收入群体的体育消费行为，积极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体育消费需求。
（四）加快区域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坚持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结合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加快特色体育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积极推动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将体育产业培育成为地区支柱性产业；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围绕新兴城市圈、经济区、产业带建设，充分利用江河湖海、山地、沙漠、草原、冰雪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与体育项目相结合，突出特色、延伸链条、打造品牌，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转变，形成东、中、西部体育产业良性互动发展格局。积极扶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产业。
（五）推动体育产业基地建设。合理规划体育产业基地的建设布局，协调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产业基地发展，鼓励和指导各地做好各级各类体育产业基地的创建工作。根据《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明确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创建标准、认定条件和程序，加强对产业基地的扶持、管理和考核。“十二五”期间，在全国建立20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30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推动和引导各类产业基地依据资源禀赋，进行合理的定位，发挥辐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以此全面带动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发展。发挥体育产业的综合效应和拉动作用，以体育旅游、体育会展为重点，推动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复合经营，传统体育产业与新兴体育产业的互动结合，拓展体育产业领域，促进体育旅游、体育会展、体育文化、体育出版、体育传媒、体育创意等相关业态的发展。充分利用体育运动休闲项目、体育赛事活动、大型体育场馆等体育资源，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业，创建一批体育旅游示范区，鼓励各地建设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统筹发展体育会展业，将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办成精品展会，鼓励不同项目、不同地区创办特色类体育会展。
（七）培育骨干体育企业。在体育产业各个门类中着力培育一批骨干企业，增强我国体育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选择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体育企业或企业集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体育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体育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培育一批体育领域战略投资者，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各类体育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八）推动体育服务贸易发展。以体育劳务、赛事组织、场馆建设、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等为重点，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提升我国体育服务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强体育行政部门与项目协会、体育企业对外服务贸易的沟通及协作，积极搭建对外体育服务贸易平台，鼓励各类运动项目、特别是我国的优势项目和民族特色项目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探索建立体育服务贸易协调管理机制，逐步拓展和完善体育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尝试制定体育出口指导目录，扩大体育出口。
（九）推进体育产业基础工作。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机制，探索建立体育产业信息发布制度。创建和完善体育产业信息、投融资及体育产权交易等服务平台。加强体育产业理论和实践研究，实施体育产业智库工程，“十二五”期间，设立10个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积极推进体育产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研制。
（十）盘活体育场馆资源。进一步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不断丰富体育公共服务实现方式，面向社会、服务群众，合理规划和布局体育场馆设施，加强建设和管理，提高体育场馆设施的综合利用率和运营能力。多渠道投资兴建体育设施，加强中小型体育场馆和体育服务设施建设，满足群众体育消费需求。结合体育赛事、健身休闲、体育旅游等业态的发展，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体育场馆资源的开发模式。加强体育场馆协会组织建设，发挥行业协会功能。
（十一）做好体育彩票管理工作。深入贯彻《彩票管理条例》，进一步完善体育彩票发行制度和市场管理制度，健全发行销售监督机制，确保体育彩票市场的安全和信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丰富体育特色彩票品种；进一步加强体育彩票各项基础建设，提高管理、服务和营销水平，稳步扩大市场，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打下基础。
四、主要措施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体育市场主体。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职能，加快从“办体育”向“管体育”转变。按照国家总体部署，推动国有经营性体育事业单位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化运作，积极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重大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各地建立健全体育产业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
（二）加快体育市场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建立体育市场监管队伍，明确管理职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体育市场规范发展。建立健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行政许可制度，依法确定严格、规范、公开、透明的准入和开放条件、技术要求和服务规程，加强技术指导和安全保护。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的安全监管，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实施监督检查及产品质量检测，确保设施设备、服务条件、管理制度符合要求，确保消费者权益。加快制定各类体育标准，建立体育标准体系。推行体育服务质量认证制度，建立和完善体育服务规范，提高体育服务水平。开展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提高体育服务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水平。
（三）加大体育产业投融资支持力度。拓宽体育产业发展资金来源渠道。加大财政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各地通过设立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或争取其他专项资金，采用贷款贴息、项目补贴、后期赎买和后期奖励等方式，对符合政府重点支持方向的体育产品、项目和企业给予扶持。鼓励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投资体育产业，支持有条件的体育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筹措发展资金。鼓励金融机构适应体育产业发展需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业务。积极探索创建体育产业发展基金和体育企业融资担保体系。
（四）落实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积极争取在体育赞助、体育捐赠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体育产业企业的水、电、气、热等基本费用收费标准的调整。体育赞助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支出，可以按照税法规定扣除。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向公益性体育组织捐赠财产，依照有关规定，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鼓励社会力量捐资设立体育类基金会，鼓励境内外组织与个人向基金会提供捐赠和资助。
（五）创新体育场馆运营机制。积极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探索运营管理的新模式。坚持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在规划建设阶段要考虑综合利用、多功能使用的要求，为场馆的日后运营、维护和管理创造条件。通过建立体育场馆商业圈，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互补，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推进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扶持体育场馆运营专业机构，提高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水平。积极探索体育场馆冠名等无形资产开发形式，拓展场馆收入来源。
（六）支持和规范职业体育发展。充分认识、高度重视发展职业体育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创新和丰富体育发展模式、推动体育运动普及与提高方面的作用，按照职业体育发展规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体育的发展方式。从中国的国情和项目特点出发，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加强项目协会和职业俱乐部的基础建设和规范建设，严格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准入标准，健全职业体育赛事，促进职业体育规范健康发展。积极推动建立政府依法监管、协会管办分离、俱乐部自主运作的中国特色职业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探索研究推动职业体育发展的扶持政策。
（七）加快实施品牌战略。大力支持体育企业创建自主品牌，有计划、有重点地实施品牌战略。引导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打造体育用品世界品牌。鼓励体育服务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实现服务品牌带动产品品牌推广、产品品牌带动服务品牌提升的良性互动。积极鼓励和扶持知名体育健身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体育健身品牌。积极推进体育赛事营销和管理的创新，大力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赛事品牌。
（八）加强体育无形资产开发和保护。加强对体育组织、体育赛事和活动的名称、标志、版权等无形资产的开发，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完善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等体育社团的市场开发模式，理顺和明确各相关主体在市场开发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强化知识产权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导向作用，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积极探索体育无形资产开发模式。
（九）抓好体育产业人才培养工作。加大体育产业人才培养力度，结合《全国体育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重点培养管理、经营、中介、科研等高层次体育产业人才。鼓励多方投入，开展各类体育产业培训，多渠道培养复合型体育产业人才。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展体育产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工作，为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储备。加强现有体育产业从业人员的岗位职业培训，建立体育产业专业人员资质认证制度，提高体育产业从业人员素质。加强体育产业人才培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十）加强对体育产业工作的领导。建立多部门合作的体育产业发展协调机制，切实将体育产业纳入各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体育部门要坚持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体育产业管理队伍组织机构建设，要把体育产业工作作为衡量体育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各级体育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进一步明确“十二五”期间本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任务、工作目标和保障措施，准确把握工作重点，明确职责分工，做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和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各级体育部门要提高服务水平，动员和引导社会的广泛参与。进一步加大体育产业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社会氛围，加快体育产业发展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