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2008年11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四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8年11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8年11月28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预防接种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与国家免疫规划有关的预防接种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预防接种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确保国家免疫规划的实施。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区预防接种的监督管理工作，制定全区预防接种规划并组织实施；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预防接种的监督管理工作。
自治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预防接种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预防接种工作的宣传、培训、技术指导、监测、评价、流行病学调查、应急处置、疫苗和冷链管理等项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教育、财政、公安、建设、交通、劳动和社会保障、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预防接种的有关工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开展预防接种的组织、宣传、教育工作。
第六条 对在预防接种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疫苗接种
第七条 疫苗包括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
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疫苗。
第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自治区传染病流行情况，公布第一类疫苗的种类；可以根据传染病监测和预警信息，发布接种第二类疫苗的建议。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疫苗接种相关信息。
第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卫生规划、服务人口、服务范围等因素，指定符合法定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统称接种单位）承担预防接种工作，并明确其责任区域。
未经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预防接种工作。
第十条 接种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免疫规划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提供预防接种服务，实行常年或者定期接种，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实行定期入户接种。
第十一条 接种单位接种第一类疫苗，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接种第二类疫苗的，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项目、标准收取费用。
接种单位应当公示第二类疫苗的收费项目、标准。
第十二条 接种单位接种疫苗应当遵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接种方案，并在其接种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
第十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居住的儿童和传染病流行地需要进行预防接种的人群 （以下统称受种者），应当到其居住地接种单位接受预防接种。
流动人口在其居住地接受接种。
受种者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监护人应当保证受种者及时受种。
第十四条 预防接种人员在实施接种前，应当告知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所接种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并如实记录。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应当如实提供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预防接种人员应当对符合条件的受种者实施接种，并依照有关规定填写并保存接种记录。
对于因有接种禁忌而不能接种的受种者，预防接种人员应当对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提出医学建议。
第十五条 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
预防接种证应当在儿童出生后一个月内，由其监护人到儿童居住地的接种单位办理。接种单位为儿童实施接种时，应当查验儿童预防接种证，并作好接种记录。
接种单位应当对责任区域内适龄儿童预防接种情况进行调查登记，建立儿童预防接种档案。
第十六条 儿童入托、入园、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其预防接种证，发现未按照国家免疫规划受种或者无预防接种证的儿童，应当向所在地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儿童居住地的接种单位报告，并督促其监护人及时到接种单位为其补种疫苗或者补办预防接种证。托幼机构、学校应当复验预防接种证。
托幼机构、学校应当将儿童预防接种情况纳入学籍管理。
第十七条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免疫规划和本地区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的需要制定第一类疫苗的使用计划。
第一类疫苗的采购、分发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进行，采购、分发情况应当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做好分发第一类疫苗的组织工作，并按照使用计划将第一类疫苗组织分发到设区的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县 （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使用计划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接种单位和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村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分发第一类疫苗；分发第一类疫苗，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需要采取应急接种措施的，自治区、设区的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以直接向接种单位分发第一类疫苗。
第十九条 接种单位接种必须使用经国家批准生产的合格疫苗，禁止使用过期或者损坏变质的疫苗。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在接收或者购买疫苗时，必须按规定查验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的相关资质证明及疫苗批次合格的各类检验证明，并保留相关证明的复印件，建立真实、完整的接收或者购进、分发、供应记录，并保存至超过疫苗有效期二年备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应当依照卫生部 《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的要求储存和运输疫苗，保证疫苗质量。
第二十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传染病监测和预警信息，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需要在本行政区域内部分地区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应当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需要在自治区行政区域范围内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应当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并报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作出批准决定的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人员培训、宣传教育、物资调用、经费保障等工作。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
第三章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处理
第二十一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
第二十二条 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调查诊断、鉴定、处理应当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发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接到相关报告的，应当依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并立即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接到相关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进行调查诊断。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并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同时移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组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专家组进行调查诊断：
（一）受种者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
（二）有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
（三）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
第二十五条 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具体补偿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六条 接种单位违反预防接种工作规范、接种方案进行接种，给受种者造成损害的，依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与国家免疫规划有关的预防接种冷链系统和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转资金以及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费用，并对困难地区的预防接种工作给予经费补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本级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所必需的宣传、培训、技术指导、监测、评价、流行病学调查、应急处置等工作经费。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对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乡村医生和其他基层预防保健人员给予补助。
第二十八条 预防接种工作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挤占。
预防接种经费的使用应当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本行政区域内预防接种工作的组织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和工作队伍建设，完善预防接种工作机制，储备疫苗和有关物资，为预防接种工作提供保障。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加强对预防接种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考核。
预防接种人员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从事预防接种工作。
第三十一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疫苗运输冷链车辆，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免征养路费。
第三十二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免费播映、刊登预防接种公益宣传节目、栏目，普及预防接种知识。
第三十三条 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掌握辖区内受种者数量、分布及其变化情况,协助接种单位组织做好受种者受种第一类疫苗。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参与预防接种的宣传教育、志愿服务和捐赠等活动。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预防接种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完善督导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及时协调、解决预防接种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三十五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检查相关单位与预防接种管理工作有关的记录、资料、档案；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进入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对被检查者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第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箱，受理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举报，并及时依法进行处理。
第三十七条 公安、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中，应当协助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流动人员的预防接种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了解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预防接种情况，对没有接受预防接种的适龄儿童，督促其监护人及时为适龄儿童接种。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未履行预防接种保障职责有失职、渎职行为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履行预防接种监督管理职责有失职、渎职行为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受种者人身损害，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接种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负有责任的医疗卫生人员责令暂停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执业活动：
（一）未依照规定建立并保存真实、完整的疫苗接收或者购进、分发、供应记录的；
（二）未在其接种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的；
（三）预防接种人员在接种前，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告知、询问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有关情况的；
（四）预防接种人员未依照规定填写并保存接种记录的；
（五）未依照规定对接种疫苗的情况进行登记并报告的。
第四十一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造成受种者人身损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负有责任的医疗卫生人员的执业证书：
（一）从不具有疫苗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第二类疫苗的；
（二）接种疫苗未遵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接种方案的；
（三）发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未依照规定及时处理或者报告的；
（四）擅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
第四十二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在疫苗分发、供应和接种过程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收取费用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其将违法收取的费用退还给原缴费的单位和个人，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四十三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未在规定的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苗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所储存、运输的疫苗予以销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吊销接种单位的接种资格；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拒不改正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吊销疫苗生产资格、疫苗经营资格。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发布接种第二类疫苗的建议信息的，由所在地或者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通过媒体消除影响，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由所在地或者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有违法持有疫苗的，没收违法持有的疫苗；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儿童入托、入园、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未依照规定查验预防接种证或者发现未依照规定受种的儿童后，未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接种单位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对托幼机构、学校，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侵占、挪用、挤占预防接种工作经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国家免疫规划，是指按照国家或者自治区确定的疫苗品种、免疫程序或者接种方案，在人群中有计划地进行预防接种，以预防和控制特定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二）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预防接种的疫苗类预防性生物制品。
（三）冷链，是指为保证疫苗从疫苗生产企业到接种单位运转过程中的质量而装备的储存、运输冷藏设施、设备。
（四）群体性预防接种，是指在特定范围内，针对可能受某种传染病感染的特定人群，有组织的集中实施预防接种的活动。
（五）应急接种，是指在传染病流行开始或者有流行趋势时，为控制疫情蔓延，对易感人群开展的预防接种。
（六）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在预防接种过程中或者接种后发生的可能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且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反应。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1997年3月24日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免疫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
宜黄县人民法院 肖文军
总述：诉讼制度与诉讼法的改革（三个审判关系主体的改革）。
一、 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二、 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三、 改革诉讼代理制度，加强律师调查取证权。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为基础，以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为框架的法律体系。由于两种不同法系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决定了我国诉讼制度改革是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怎样我国这种结构的诉讼制度经过九十年代后已经初步建成。
但这种诉讼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如证据制度、庭审规则、强化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职能、法院内部机构的调整等等方面的改革。以上提及的方面多有论述，本文所涉及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着重于审判关系的三个主体：法官、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法如能解决好审判关系的这三个主体所存在的问题，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甚至可以解决我国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
一、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法官是审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法官的改革涉及到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法官的改革也必然是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明确法官的概念和职权。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首先是围绕法官开始的，因此明确法官的概念就显得极为重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Judge（法官）定义为： public officer with authority to decide cases in a lawcourt（有权在法庭裁决诉讼案的公共官员）。这种解释清楚的表明法官应当在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这一特征。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定义为：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一概念过于含糊。《现代汉语词典》和《精编法学词典》都将法官的定义：法官是法院中审判人员的通称。这种法官定义很不完善，没有将法官必须在法庭行使审判权本质特征表述出，但这一解释恰恰是对我国现阶段法官最正确的解释。我国现在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碰到的许多难点就是因为法官这个审判关系最为重要主体的概念不清造成，就《法官法》而言区分法官与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并不难，但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办公室、监察室、档案室、调研室等等工作人员不主庭，不行使审判权都被称为法官，具体表现在法院的工作人员多而办案法官少。法院的改革一方面面临着法官队伍庞大，积重难返的局面；另一方面面临着办案法官太少，法官队伍难以充实的尴尬的局面。法官概念不清，法官改革自然会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法官职责不明确。法院和法官的一些权力没有得到限制，如法官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得到限制。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法官没有庭外调查权或主动调查权，就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查清案件的事实，这种想法很奇怪，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刑诉讼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了国家侦查权，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证据不会比法官调查取证的更完善，因保留了这一权利，造成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因取证不到或认为没有必要取证而被当事人认为法官办案不公。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取证如何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保证自己居中认证。事实上在三大审判中法官参与调查取证都将打破诉讼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平衡，法官调查取证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否定，法官走出法庭调取的证据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能保证自己居中认证。因此没有必要让没有侦查权的法官在庭外调取证据。当然为保障法官不走出法庭，还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确保当事人各方都能收集到各种证据（本文第三部分将此进行阐述）。再如，由法院直接受理刑事自诉案。自诉案件的审理难易程度撇开不管（一些学者认为此类案件简单，无须侦查，大都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此类案件是刑事审判中的难点），自诉案件的受案审查是实体性审查，是以被告人经审查构成了犯罪为立案条件的。这不仅与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发生了冲突，也是对我国９６年刑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否定。从以上两点，就应当排除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件，更不要说此类案件，被告人多作无罪辩护，依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国刑诉法第１７３条第（３）项（自诉案）中竟赋予法官弱化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范围对象竟是公检机关，显然该条款有违宪的嫌疑。
我们要明确法官的改革不在于给法官增加职责，而在于明确法官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不明确，保留了些非法官职责的职责，而这种职责不能促进法官办案的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反而成为束缚法官的枷锁。从现实意义上说，限制法官的职责更有利于促进司法公下和提高司法效率，也更有利于法官的权威树立。
（二）、实现法官精英化。就我国现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结构来看，实现法官精英化在现行法官体制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问题。在我国法官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我身边说起，全院四十多名法官，办案法官只有十三名（刑、民1、民2、行、法庭）。这中多少能让人看到法官精英化的希望。但法官精英化不仅仅在于法官队伍（我国已对法官队伍精英化问题开始重视，故本文不在涉及），更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确认，如检察机关对法官的监督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过程，甚至到与法官在某一个案对法律理解问题上行使监督权，在我国没有哪一机构象法院一样如此受约束；其次在我国司法最终裁量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如法官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在《行政复议法》却赋予了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查权，作为纠纷的最终裁量的法院却没有一级有此权限，这不能说是立法的遗憾，更为遗憾这都是建立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怀疑基础上的，也使得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成为纯法学理论。我们在制定每部法律时，对行为人都是采取了“合理人”、“良家父”的标准。但我国在制定法律中关于法官的部分却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标准，而没有采取法官就是社会精英他的素质要高于一般行为人的标准。我们不反对权利的限制和监督，但要建立在高标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怀疑、否定的基础上的。如我国法律本身不能确认法官就是精英的话，那在这里谈法官精英化已无意义。梁慧星教授在一次授课后讲，没想到法官的素质要比想象的高出很多。梁教授在此前的想象，可能是我国立法者的想象，我们不否认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但作为法律却应当确立法官精英化的精神和原则，先有法官精英化的立法，而后有精英化的法官。
（三）、树立法官权威。一国法官的权威决定了该国法治的程度，法官的权威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官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法官的权力，而是来自于法官公正。在我国至今法官权威还没有在公众心中树立起来。究其原因有：一、法院和法官没有完全从行政机关脱离开，一府两院是一府下的两院，法官与公务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法官办案过程中行政干扰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行政诉讼会陷入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要树立法官权威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说：“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本身就是公众批评的目标，他们多少又处在上司的影响之下，因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在个别人与当权者的抗争中做出公正的裁决呢？”（摘自《世界著名法庭论辨演说精粹》第97页）百姓即使胜了一场行政官司却再没有勇气去打第二场行政官司。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法官在自我评析时，对自己在办案中就案办案，考虑社会效果少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表现，直到现在报刊仍不乏这种论调，令人对法律界非常担忧。就案办案有何错，办案法官办案应以有效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案件裁决的准绳，不应兼顾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否则必然会以牺牲法官的公正和正义为代价，且法律本身在制订时就已经将社会效果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了，不必法官在具体案件在另行考虑了，如要考虑的话，我想这部法律有问题，但即便是这样法官也必须绝对服从法律，但不是政策，如果法官在考虑社会效果，那他已或多或少的放弃了公正。当法官能超越外界的种种因素，自由的适用法律，谁还会怀疑法官在适用法律是否实现了公正。法官的权威自然能得到树立。
二、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在我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是支持公诉，二肩负着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官这种双重地位制度几乎使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毁于一旦，与我国在控辩式基础之上诉讼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因为检察官在诉讼过程既行使公诉权，又行使监督权（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的是行使监督权）。显然检察官在诉讼中如何行使他的权力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这个矛盾最终却落在法官身上。一、这个矛盾是建立在法官在诉讼中必须有大量的各种因素的不公正而不是少量的怀疑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法官整体素质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否则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是行使监督权就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的还有一个推断就是检察官的素质要高于法官。二、检察官起诉的被告人，法官必须认定有罪，法官必须做有罪推定，即所谓“被告人进门三分罪”，这点已被现实的审判实践所证实——我国法院无罪判决占公诉案件的比例和（一些基层法院通行做法）无罪判决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三、当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出庭，必将弱化自己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支持公诉职能，我们如何能保证检察官的意识不会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当检察官的意识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并要求按他的意识给被告人公正的裁判，对已被告人而言已无公正可言，也正因如此我们一些法官热衷于法庭上调查犯罪、证明犯罪，甚至到法庭外去查证案件。这就使得控辩式诉讼两点最基本的要求：控辩双方均衡对抗、法官均衡裁判变得毫无意义。综上三点理由，我们必须重新明确检察官的地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审判关系中监督权仅仅与公民的监督权对等（如抗诉与之对应的上诉），仅是审判关系的一方主体，行使公诉权，即实现监督权与公诉权（公诉权中保留抗诉权）相分离。这一点也并未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相悖。
三、改革诉讼代理制度，提高律师调查取证权。
（一）、我国的现阶段诉讼代理制度可用一个字来形容，“乱”，怎么乱都可以说。这其中原因在于我国三大诉讼法，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没有排斥非律师进入诉讼，造成大量所谓法律工作者成为专业诉讼代理人。这些“专业诉讼代理人”不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不需要纳税，不受任何组织、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向公众提供法律和非法律方面的服务，一旦败诉，他便可以找出如司法腐败、法官素质过低等理由来解释。这些人不仅不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官权威的树立。很难想象在这种诉讼代理制度体系下，我们的诉讼制度能够得到完善。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立法，只允许律师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没有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一律不得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入庭审。有些人认为我国尚不具备仅由律师从事诉讼代理的条件，但这不应成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从事诉讼代理的理由。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可以从各方各面上促进诉讼制度改革，即是改革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点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它决定了在庭审中是否真正的实现了控辩式诉讼。但在我国律师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尴尬，主要表现在刑诉中，我国刑诉中仅仅规定了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收集的仅是材料而不证据，并未明确律师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这所以这样规定，大概是立法者认为一但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等于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当然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是违宪的，但调查取证权不等于侦查权。如果将侦查要等同于调查取证权，那法院就可以永远不必受理自诉案件了，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法院起诉的只有材料而没有证据。不仅是自诉案伯需要确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我认为这里的调查取证权应包含有律师有权知道案件所有在庭审中应当出示的证据材料。换句话说，在我国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discovery of prosecution’s evidence）。而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可以保证控辩双方的平衡，可以保证庭审中举证与辩护活动顺利进行，可以有效的提高司法效率。
主要参考书目：
１、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二版。
２、 王发荣、钱应学、朱应有、刘莉、王生今、刘开玉、张继红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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