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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三人行”：弥渡法院的平安建设探索

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素有“文献名邦”、“民歌之乡”的美誉，是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的发源地，是名传天下的“花灯之乡”，是大理州社会管理创新整体推进县。弥渡县围绕以社会管理创新统揽先进平安创建工作，立足源头防范，健全制度机制，创新方法手段，成效显著。连续四年被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表彰为 “云南省平安县”。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弥渡平安建设硕果的背后，弥渡县人民法院以群众为师，以法律为师，以文化为师，结合地域文化、法治文化提出的“法治三人行”平安建设思路格外引人关注。
弥渡县人民法院院长杨红英这样诠释“法治三人行”思路：“希望弥渡的群众都能成为知法守法的法律明白人，法官都能成为群众亲如一家的和谐平安家里人，在平安和谐社会建设中塑造出一个个法治文化人。法官们也不仅仅是简单审理案件，通过我们的工作，群众对法院的工作理解了，社会对法院的认可度高了，社会也就平安和谐了。”

法律明白人：让群众了解法律，知法守法
近年，弥渡法院一直将法制宣传作为法治弥渡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坚持深入学校、矿区、农村、社区、街道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致力于让每一位民众都能成为知法守法的法律明白人，从思想上为民众注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根源上清淤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要让百姓知法守法，对法律明明白白，法官答疑就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答疑可以有效减轻或消除民众对案件的疑惑。
2013年2月27日一大早，弥渡法院民二庭的法官们早早来到单位，精心的准备着当天开庭的案件材料，这一天有三个案件开庭，一个案件调解。这三个案件有两件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件买卖合同纠纷，三个案件的被告都是昆明的同一家公司，三个原告也来自不同的县，法官们考虑到当事人往返的诉累，决定在同一天审理这三个案件。还有一个离婚案件的当事人路途遥远，往返不易，法官们也决定在当天审理。
上午两个案子审到很晚，法官们饿着肚子坚持了接近5个小时，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终于成功调解了，当事人满意地离开了。中午，法官们留在办公室里写裁判文书。下午在法庭审判，办公室里还调解着一个离婚案件。最终，离婚案件经过耐心做工作也成功调解。从早上八点多到下午五点左右，接近9个小时的庭审，法官和书记员嗓子都说得嘶哑。
“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弥渡法院的法官来讲已经是家常便饭。”法院研究室的许忠建这样说。
在弥渡法院的一次巡回审判座谈中，打出了“做法律明白人”的横幅。弥渡法院的法官对“法律明白人”有着自己的做法，法官赵红波这样说：“我们的工作就是用公正和善良打动当事人的心，更是法官用专业和耐心解开了当事人心中的结，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让当事人明明白白打官司，真正做一个法律明白人”。
在审判工作之外，弥渡法院更主动、积极参与到法制宣传工作中来，坚持开展“阳光司法工程”活动，提升司法公信力，先后通过“三八”维权周宣传活动，“五四”青年法官法制宣传活动，“12.4”法制宣传周活动等活动宣传法律知识，为群众答疑解惑，发放宣传资料。法院院长、法院法官更主动到干部培训会上讲解针对不同群体的法律知识。
为了做好300多名县村（社区）干部的一次讲座，院长杨红英放弃了周末休息，挑灯夜战，赶出了上万字的讲稿。讲授了题为“保护耕地 按规划建设 共建美好家园”的课，并将法院加班汇编印制的1000册《土地管理法规宣传手册》发到两期培训的学员手中。
“杨院长将专业的法律术语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讲解，我们听得很明白，这些法律知识在我们村社干部日常工作中很实用，听完今天的课收获很大。”下课后，听课的村社干部拿着弥渡县人民法院精心汇编的《土地管理法规宣传手册》纷纷谈论着。
“想不到短短时间，法院能把工作做得如此细致扎实，切实解决了问题，为社会和谐和平安建设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担任过大理州政法委副书记的弥渡县委书记沙伟风这样高度肯定了法院的工作。
弥渡法院还举办了针对不同群体的“法院公众开放日”，邀请州、县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区主任、党务工作者、治保调解员、新任人民陪审员、部份中学生代表等走进法院，为外界特别是基层群众开辟一个了解司法运作和法院日常办公的新渠道。
不仅仅如此，弥渡法院在扎实开展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同时，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服务平安建设：将2013年定为“阳光司法活动年”，让公众近距离接触司法；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每月综治联席会议；积极开展“小额速裁”工作，体现司法的高效快捷；建立衔接制度，有效预防行政争议；开展“百日执行会战”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切实维护申请人权益；加大司法宣传力度，宣传工作实现“质”变；开展记者随访活动，让群众零距离体验司法……。

百姓家里人：法官阿妹，来家里喝茶
“法官阿妹，来家里喝茶！”“法官阿弟，到我家吃饭！”在跟随法官们进白族村开庭的路上，村子里面的群众热情地招呼着。
“由于经常走村串寨，大家和我们都很熟悉了”。苴力法庭的庭长甘志这样说。
“妈妈，你们哪天到家，法院的阿姨给我送来了一个红色的新书包，还有笔和笔记本，过年真好呀！”婷婷用弥渡法院干警的手机开心的和远在他乡的妈妈讲电话。
德苴乡多依村是弥渡县法院的“四群”教育活动联系点，每年春节前，无论工作怎么繁忙，法官们都要抽出时间去看看“远亲戚”，给他们带去关怀和新春的祝福。 一个书包、一桶香油，代表的是法官们对多依村村民和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牵挂。
弥渡法院办公室主任罗奎原来在民庭工作，2004年，弥城镇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孟婆婆，孟婆婆年过古稀，将不赡养自己的子女告上法庭。后来，法院判决孟婆婆的五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50元的赡养费给老人。孟婆婆在判决生效后向法院提出：“我不相信子女，我只相信法官。我要子女把赡养费交到法院，由法官送给我。”
从那时起，弥渡法院民庭的法官们每个季度都要专门跑一趟孟婆婆的家，把五个子女的赡养费亲自送到孟婆婆手中，直到老人去世。老人去世前，一提到法官，老人总是一句话：“法官好，我相信法官！”。
2013年初春的一天中午，在德苴乡多依树村老郭家的厨房里，简单的餐桌上摆放着一盘土豆、一盆青菜、一碗花生、一碟辣椒，法院院长杨红英与老郭一家围坐在一起贴心交谈，欢笑声回荡院落。
“今天来到你们家，要吃吃农家饭、喝喝农家水、谈谈农家事，但是不能给你们添麻烦，由我这个亲戚来为你们烧一个菜吧。”话音刚落，杨红英就搂起袖子，转到灶台前，熟练的煮起青菜来。一边煮菜一边和老郭聊天，老郭也打开了话匣子，从家里的人员状况、生产生活的变化到村组的整体概况、引水修路、群众就医、社会安定；从老郭家和多依的过去、现在到未来；从国家政策到多依村民公约，无所不谈。在谈到法院的司法为民方面时候，老郭竖起了大拇指。
德苴乡多依村是弥渡县人民法院多年的挂钩联系点，持续的干旱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在得知情况后非常的担忧群众的生产生活，法官们心里非常着急，多方呼吁。
云南白药清逸堂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枝荣深为法官们救助受灾村民的精神所感动，与法院联系向多依村委会捐赠10万元用于提水工程，并捐赠100只抗旱储水桶给村民，解决了多依村民的燃眉之急。
带案下访、巡回办案，这些工作在弥渡法院干警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们始终坚持“法官辛苦点，百姓轻松点”，对双方都在农村，当事人行动不便，家庭经济困难，矛盾容易激化，农忙时节当事人因农忙不能及时到庭等类型案件，都采取巡回审理的方式办理。
“由于山区比较多，所以那么多年，我们的法官都习惯了巡回审判”。弥渡法院政治部主任黄国兴说。黄国兴在法院工作了近30年，他说以前法院下乡巡回办案，因为没有汽车，干警个人省吃俭用买来自行车，下乡就骑自行车，因为下乡次数太多，“蹬车时费鞋，我们一年要穿坏三双皮鞋”。
弥渡法官们变“等案上门”为“巡回立案”，变“坐堂问案”为“办案到村”，深入到乡村街道、田间地头、校区农家巡回审理。将巡回法庭开到最基层、开到群众身边，做群众可信赖、可托付的家里人。
“在弥渡，法院工作并不神秘，法官就是我们的家里人，法院和老百姓零距离。”担任大理州、弥渡县两级人大代表的刘秀文说。刘秀文当过多年的苴力村党总支书记，也是弥渡县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外号“秀才”，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通过担任人民陪审员，他2012年，他第一次看到刚上任的院长杨红英，当时心里很担心：“那么柔弱的一个女子，怎么当得了三十多万人的县法院院长”。不过，他的顾虑很快被打消，“法官和群众就是以心换心，法院的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让人刮目相看，不服不行！” 刘秀文说。
每逢街天是弥渡法院苴力法庭、红岩法庭最热闹的时候，赶集的群众三三两两，背着背箩，扛着农具，来到法庭的小院子里，乘乘凉，聊聊天，喝喝茶，咨询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
“想起就问，法官现场就解答，大家就像拉家常一样。” 苴力法庭庭长甘志这样说。
因为来的群众多，所以每天一大早，红岩法庭庭长赵红波和法庭干警一起把法庭打扫的干干净净才开始上班，法庭的院子里瓜果飘香，四季花开。除了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红岩法庭在镇上也小有名气，当地很多单位来了客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走，到我们红岩法庭去看看！”

法治文化人：都是惩恶扬善，都期盼国泰民安
“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这是弥渡当地的一句俗话。这反映了花灯文化在弥渡当地的影响。
弥渡法院音乐情景剧《阳光司法进彝乡》参加县里的广场文化，获得了好评。该情景剧以极为普通的离婚案件为模本，形象逼真的再现了弥渡法院在开展“阳光司法工程”活动中贴近群众，跋山涉水，深入边远彝族乡村，服务群众的情景。弥渡法院举行“喜迎十八大，同心向党”红色歌曲演唱比赛，13首红色歌曲深受欢迎。现在，弥渡法院充满了哲理美感的法治台历也设计完成，这个台历精美大方，一句法制名言，配上几张当地法院的工作图片，考虑赠送给代表、委员和民众，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法治的力量。
弥渡法院执行局李佳燕法官的父亲李寿昌老人是弥渡花灯团的退休职工，母亲尹宜慧是《小河淌水》搜集填词者尹宜公的堂妹，同时也是大理州命名的“大理州民间艺术大师”。谈及法院的工作，两位老人翘起了大拇指：“不错，法院利用各种形式传播法治思想，我们还帮法院做过独角兽的花灯，大家都来看，效果很好！”
李寿昌老人对弥渡花灯的历史如数家珍，广西电视台还以《花灯情缘》为题录制了一期李寿昌家人的节目。谈到自己老家密祉乡的花灯，老人很是感慨：“在弥渡，一共有三百多支花灯队，花灯调一响，大家自然随调子起舞，花灯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文革中，禁止唱灯，大家私下也是悄悄唱，就是压不垮，打不散。”， “其实，你们法院的工作和花灯戏一样，都是惩恶扬善，都期盼国泰民安！”。
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给了杨红英很大的启示，她这样和干警们交流：“花灯文化的发展，就是贴近群众生活，就是让群众喜爱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人民法院，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把我们的法治文化，像花灯文化一样，渗入民众的血液之中，形成一个系统的工程。”
在弥渡法院立案大厅、审判庭、走廊等醒目位置悬挂廉洁等法律格言，当事人来到法院，在对外开放的查询平台上，输入当事人信息，就能知晓自己案件的办理进度。在这个专门开发的平台上，法院的重点工作介绍、法官的基本简历等一目了然。 除了这些法律的元素，法院还将本地的花灯表演、文化古迹等摄影作品，分系列在法院大厅、楼道展示。
“很多当事人来到法院，觉得很亲近，感受到法院除了公平公正外，花灯等元素的出现，一下子拉近了法官和群众的距离，一些群众说，这古时候害怕进的地方，现在就像我们自家的院堂”。弥渡法院的欧俊萍法官说。
邹福寿是弥渡县的一名私营业主，法官们的工作深深感染了他，他主动申请并经过遴选成为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大理电视台还专门为他做了一期《人民陪审员“邹老板”》的专题节目。只要接到法院的电话，邹福寿马上开着自己的私车赶过来，和法官们一起调解，一起参与办案。
邹福寿说：“我当过村委会的调解主任，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调解起来有着自己的优势。”如今的邹福寿，已经成为弥渡县“陪审率最高的人民陪审员”，并被表彰为“大理州十佳人民陪审员”。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在这首脍炙人口的《小河淌水》之乡弥渡，在这个花灯狂舞、歌声飞扬之地，当平安和谐成为一种共识，一种氛围，相信在包括法官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民主与法治将像小河淌水，绵长悠久！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研究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韩艳春

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概念
所谓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以国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而无人起诉的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有关违法行为无效，并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的活动。司法实践中已有一些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偿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法制不健全，法律规定不完善，在检察机关对于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该不该管，能不能提起公诉的问题上，理论界仍有很大争议。笔者认为应完善我国民事行政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公益案件提起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的权限，并对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案件中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操作性。
二、 公益诉讼制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的程式诉讼中有关于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actiones publicae populars）的划分，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公益诉讼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例如《大法官法》中关于私犯的规定中有“堆置，悬挂物件的责任（depositis suspensis）”，大法官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规定只要有人在房屋堆置或悬挂物件，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任何市民都有权告发，称堆置、悬挂物件诉（actio de ve suspensis），法官可以据此直接追究房屋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责任。
到了近代，以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多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可以上诉。如法国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可以介入“关于国之安宁之诉；关于官府之诉；关于官之土地邑并公舍之诉讼；关于因贫人因不公遣赠之诉讼”等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1976年在新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以主当事人和联合当事人的身份参与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相适应，法国民法典从实体法的角度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1）有关个人法律地位的诉讼；（2）有关法庭的诉讼；（3）其他与作为公职官员的检察官职权有关的特定诉讼；（4）与个人身份有关的案件，包括亲权、离婚、夫妇分居、监护等；（5）涉及慈善、遗产的诉讼；（6）涉及未成年人和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人的诉讼；（7）获得推定死亡声明的诉讼等等共有十三类案件。上述法国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后来纷纷为众多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等）所仿效。
在英美法系，公益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如美国联邦检察官在涉及联邦利益的7种民事案件中，有权提起和参加诉讼，包括对所有因违反反托拉斯法而引起的争议提起诉讼。在诉讼中，检察官可以作原告，也可以作被告，对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美国地方检察官在这方面的职能则有日益扩大的趋势。每4名地方检察官中就有3名负有代表地方政府进行民事诉讼的责任。 英国行政法规定，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违法行为，代表公共利益主动请求对行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甚至在检察长和皇家检察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随时终止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门如海关、税务等部门起诉的案件，接办私讼案件。 另一种是由私人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的利益，以国家名义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这在美国比较典型，主要有三种形式：相关人诉讼，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和禁止令请求诉讼。相关人诉讼是指当司法部长决定不亲自起诉违法行为时，私人可以以司法部长（或国家或州）的名义起诉；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是指美国很多州的法律允许私人在公务员不履行其义务的场合，以市民的身份并根据其义务的具体内容向法院提起请求发布职务履行令的诉讼；禁令请求诉讼是指纳税人以其纳税人身份提起禁止公共资金违法支出的诉讼。
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实现其基本职能的根本要求。
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近几年来，检察机关为实现其监督职能，采取了一系列检察监督方式。如检察意见、检察建议、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和解、民事行政案件抗诉等，这些方式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国外许多国家的检察实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因而有学者提出：“现代诉讼的基本理论认为，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国家公众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 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督。”
监督与诉讼是有机结合的，实现监督是诉讼的目的，诉讼是实现监督的形式和手段。对此列宁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督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什么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检察长的唯一职权是把案件提交到法院判决。”由于检察机关并无最终裁判权，但随着案件移交至法院及法院的受理，实现了监督权与诉讼权的转化。从而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一个新法律手段、一条新的法律渠道。有利于维护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各种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同时可以促进依法行政，在公民和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建立公正、合理、合法的行政法律关系，最终达到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2、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能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国有资产的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侵害的不只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若要求单个主体提起诉讼，其必然将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符合公平承担的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代表，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义务。由其作为公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既符合其本质要求，又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的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3、检察机关提出公益诉讼也是完善国家诉权的重要途径。
国家诉权是指国家起诉损害其利益，破坏其管理秩序行为的权力。这里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作为管理者，对破坏其管理秩序的的，给予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但这并非诉权的内容），这是公法领域的诉权；二是国家作为特殊民事主体，对损害其利益的，寻求司法保护的请求权，是私法领域的诉权。前者是我们熟悉的公诉权，而后者在我国还几乎是空白。因此允许检察机关对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是对我国国家诉权的健全，有利于充分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4、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可行的。
国家为了保护其利益不受侵犯，法律应当把起诉作为一种义务赋予特定的起诉主体，使主张公益的起诉变成一种公权力。根据公权力不得随意委托的理念，接受这种义务的起诉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而不可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此外，由于有的案件涉及几个交叉的国家利益，这就会造成几个部门的互相推诿或重复劳动，有的涉及到地方利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而起诉不能；由法院主动追究违法行为者的责任又不符合“不告不理”诉讼原则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诉讼，有以下理由：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依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与其它部门相比，更能胜任这一职责。其四，外国的检察实践已经证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切实可行的。
四、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都建立了相应的诉讼机制。我国建国初期就存在过公益诉讼制度。到了今天，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又一次把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上了日程。因此，立法机关应予以重视，并尽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进行：
（一）确立“以公诉制度为主，私诉制度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模式
与公益诉讼私诉制度相对应的是公益诉讼的公诉制度。就目前能够代表国家行使诉讼权利的三个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人民检察院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唯一适格的公益诉讼公诉制度的主体。人民代表大会虽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但其主要行使立法权等抽象的权力，一般不涉及具体权力的行使，况且允许其参与诉讼必然会导致其为部门利益而滥用立法权，从而破坏法律自身的正义性。政府是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但其所实施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可能会侵害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成为公益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也不宜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而检察机关却因其自身的特点而符合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首先，从检察机关的性质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监督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维护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一种国家权力和法治活动。” 从这一定义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中，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包括起诉、参与诉讼以及依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权力等。“只有这三项制度在民事行政领域相互联系、联结，才能构成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的整体，才符合我国设立该项制度的本意。” 其次，从人民检察院的地位来看，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是平行的三个机关，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对其负责，向其汇报工作。《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机关权力的行使不具有实质处分的性质，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使其不会因部门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独立行使检察权又可以使其避免非法的行政干预或其他干预，在出现公益诉讼事由时，能够忠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再次，从检察机关的职权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刑事检察权的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和行政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其监督的范围包括宪法、法律和法规。对法律规范的熟悉和丰富的适法经验，使其更能有效地运用法律进行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自身的特点使其成为最适合的公益诉讼的公诉制度的主体，我国建国初期已有公益诉讼的尝试，加上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检察机关进行的大量的探索，使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应建立以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为主，私人组织或个人提起诉讼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
（二）公益诉讼的范围
尽管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总则和分则规定却不相一致，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两部诉讼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是分则中又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能否提起公益诉讼是有争议的。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行为，将突破现有的立法框架，将扩大人民法院审判权势范围，实际上带来了重新界定我国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权限划分及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另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还涉及到干预当事人处分及检察机关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等问题需谨慎处理。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谨慎而缩手缩脚，置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于不顾，我们应当在把握民事行政诉讼规律中，在充分理解保护公益原则、监督原则、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基础上大胆创新，努力探索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的新路子。在这一点上，有的学者作了很好的阐述：第一、坚持分则规定的监督方式，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它；第二，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监督方式，使之与抗诉方式相互配合，完成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造，更有力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
（三）在有关的法律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必须以私法的方式进行
当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毕竟检察院是我国的国家机关，公法色彩比较浓，而且其在日常生活中多以公法主体的身份出现。而公益诉讼所涉及的都是私法关系，要求在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在公益诉讼的私诉制度中当事人双方毫无疑问是以私法的方式进行诉讼的，为了保证整个公益诉讼制度的统一和谐，检察机关应当和其他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一样，以私法的方式参与诉讼。
目前，认为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会破坏“诉辩平衡”的机制是许多人反对这一制度的重要理由。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若检察机关把公益诉讼的被告人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取证时也把办理刑事案件的做法照搬过来，必然会造成公益诉讼中平衡机制的破坏，从而破坏整个法制的合理体系。
因此必须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以私法方式进行，特别对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方式与其进行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严格区分。比如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原则上不享有司法权，只要没有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形，不得动用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对自己代表国家提出的诉讼请求负举证责任等等，以此保证公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