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警察是否可以当场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秦昌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1:04:04 浏览: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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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察是否可以当场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
王某因在禁止停车的地点停放机动车，被交通警察（简称交警）当场处罚款200元。王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交警没有权力可以当场对其作出200元的处罚。
对于该起案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交警对个人作出当场处罚的罚款限额只能是50元。200元的罚款不可以当场作出。另一种意见认为，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及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简称《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警可以当场作出200元罚款的处罚。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从规定来看，《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公民可以作出当场罚款处罚的上限是50元，而《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则可以是200元。两者是冲突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对于法律规范的适用，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各法律规范的位阶。从立法主体上，《行政处罚法》和《交通安全法》都属于法律，《行政处罚法》是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而《交通安全法》则是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虽然都是法律，但仍然存在一个基本法律和法律的问题，如果存在不一致，应当适用前者。其次，从两部法律的性质和内容上来说，《行政处罚法》规定国家行政权力主体行使行政处罚等公权力时应当遵守的程序性法律，具有同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一样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其内容也多是程序性的，《交通安全法》属于就道路交通管理方面作出的包括实体和程序性方面的法律规定，其只对某个方面产生法律效力。依据《交通安全法》作出的处罚仍然属于行政处罚，不能脱离《行政处罚法》所确定的行政处罚的范畴和程序性、实体性规定，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特别法或新法。如果允许这样的随意变化，那就行政处罚方面，立法机构可以制定出多部突破《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律来，因为我国仍然是一个以行政权力的行使为主的社会。就公安部门的管理来说，既然交警的处罚可以突破规定，治安、消防也可以这么做。公安部门可以这么做了，工商、税务、卫生当然也可以这么做。那还需要《行政处罚法》吗？其实如果想要突破规定也可以，应该修改《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即增加一段内容“法律规定的除外”，这样就不存在问题了。在目前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仍然还应当遵守现行的规定。建议有关部门修改《行政处罚法》或者《交通安全法》，否则不光是老百姓不能正确理解规定，即使是法律工作者也将是难以适用，也有损法律统一性和严肃性。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秦昌东
联系电话：0513--7283126
财政部关于修改金融机构应收利息核算年限及呆帐准备金提取办法的通知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修改金融机构应收利息核算年限及呆帐准备金提取办法的通知
1998年5月29日，财政部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华夏证券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南方证券公司、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精神，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改革、完善金融业财务制度，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我部决定修改金融业应收利息核算年限以及呆帐准备金提取办法。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应收未收利息核算年限由2年缩短到1年。即借款合同约定到期（含展期后到期）但未归还的放款，作为逾期放款，其中逾期（含展期后）未满1年的，企业应按规定计算应收利息，并纳入当期损益。逾期满1年及超过1年仍未归还的放款，作为呆滞放款，其应收利息不再计入当期损益，实际收到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应收利息的核算年限调整后，金融企业应严格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利息收入，不得将逾期未满1年的放款转为呆滞放款。
保险企业也按上述原则，将应收保费核算年限由2年缩短到1年。
二、呆帐准备金由按年初贷款余额1％的差额提取改按本年末贷款余额1％的差额提取，并从成本中列支，当年核销的呆帐准备金在下年予以补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当年应提取的呆帐准备金＝本年末各项贷款余额（不含委托贷款和同业拆借资金）×1％－上年末呆帐准备金余额
对国务院确定的111个破产兼并、实施再就业工程试点城市的呆帐计划核销数，无论银行是否当年核销完，都视同银行已核销处理，因此，在确定上年末呆帐准备金余额时，应当全额扣除试点城市计划核销额。
三、对金融企业实际呆帐比例超过1％部分，当年应全额补提呆帐准备金，但交纳所得税时应作纳税调整，统一计算本年应纳税所得额并依法缴纳所得税。
四、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进行1997年税后利润分配时，董事会应当考虑本企业呆帐等不良资产的实际情况，在进行正常税后利润分配之前，对实际呆帐超过呆帐准备金余额部分，原则上应当补提呆帐准备金后再予分配。
五、本通知从1998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凡与本通知不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张卫平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构下，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地方权力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资企业，由于各种无法脱离的利益联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领导批条这种干预方式在实践中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观念成就了这一点。
要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坚持法治原则，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是其必要条件。对此，似乎我们都明白。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仅限于法的理论和理想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一句“中国国情”就将这种认识全部消解了，因为所有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措施都是非中国传统的。而且正当的干预更为干预者提供了干预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并未真正接纳独立审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体制架构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独立司法的必要性时，就应当改革能够干预司法的现行权力结构体制。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应当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正如贺卫方教授前文结语所言：“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