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薪留职期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闵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0 13:37:03 浏览: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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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薪留职期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闵伟
案情简介：李某系某县劳动局正式干部，公务员身份，2004年左右，县内出台地方规定，公务员可停薪留职，停薪留职期间只发基本工资。李某遂经局领导同意后停薪留职，李某在此期间向本县的外出务工人员发放名片，自称为“县劳动局维权中心副主任”，并向务工人员宣传若需维权可与其联系，2007年，外出务工人员刘某在福建某煤矿因工受伤，通过名片上的电话为维权事宜向李某致电，李某当即表示可来福建为其维权，但同时声称要和刘某签订一份代理协议，协议内容为刘某工伤赔偿款的20%要作为沙某的费用，刘某因考虑李某为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又精通法律，为其维权肯定有保障，所以在电话中答应把其工伤赔偿款的20%作为沙某的费用，李某得到承诺后遂启程前往福建，以县劳动局工作人员身份与当地劳动局联系，共同与煤矿老板协商解决刘某工伤赔偿事宜，事后，李某从刘某处收取了5500元的“代理费”。用相同方法，2008年李某又先后从外出务工人员樊某、周某手中收取了12000元、21000元的“代理费”。
意见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并无任何不妥，因为李某已经单位同意停薪留职，在此期间，李某的行为是一种中介行为。为务工人员维权，李某有付出，理应从中收取费用，并且和对方签订有代理协议，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并无不妥之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只是违纪，应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不构成犯罪。因为2006年新《公务员法》中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公务员不能兼职，李某身为国家公务员，在2006年《公务员法》颁布之前有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但《公务员法》颁布之后，国家已经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就应该返岗上班，不能再从事任何代理行为，2007、2008的收费行为应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涉嫌受贿罪，因为李某本身是劳动局的干部，劳动局具有为劳动者维权的法定职责，李某的代理行为看似个人行为，但实质是工作职责，李某从中牟利，因为是主动开口索要“代理费”，所以是索贿。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从主体要件看，虽然李某以前经单位领导同意停薪留职，但新《公务员法》中有停薪留职的禁止性规定，从沙某的身份来讲，李某是县劳动局的正式干部，具有公务员身份，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二、从客观方面看，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1、索贿是受贿人以公开或暗示的方法，主动向行贿人索取贿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挟的方式，迫使当事人行贿。就刘某联系李某的本意，是想得到劳动局部门的公权力救济，根本不是想得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之类中介组织的中介服务、付费服务，李某利用务工人员刘某等人法律知识欠缺，不懂政策，向刘某等人索取“代理费”，刘某等人也有证言证实“李某称不出代理费就不启程外出维权”，刘某等人是被迫接受的“代理协议”，李某索要代理费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索贿行为。
2、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构成要件。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明确规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解答》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务的，应以受贿论处。本案中李某本身是劳动局的干部，劳动局具有为劳动者维权的法定职责，李某的代理行为看似个人行为，但实质是其工作职责，李某在外维权，出示的证件是劳动部门的工作证件，在维权地也是以劳动部门的名义请求当地劳动部门协调处理纠纷，李某的“代理”行为都与其本职工作有关并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三、从主观方面看，受贿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本案中，李某主动提出收取代理费，并在当事人迟疑时威胁“不出代理费就不启程外出维权”，从主观方面讲具有索贿的故意。
四、从客体要件看，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李某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工作职责，却向当事人收取代理费，很明显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综上，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闵伟
案情简介：李某系某县劳动局正式干部，公务员身份，2004年左右，县内出台地方规定，公务员可停薪留职，停薪留职期间只发基本工资。李某遂经局领导同意后停薪留职，李某在此期间向本县的外出务工人员发放名片，自称为“县劳动局维权中心副主任”，并向务工人员宣传若需维权可与其联系，2007年，外出务工人员刘某在福建某煤矿因工受伤，通过名片上的电话为维权事宜向李某致电，李某当即表示可来福建为其维权，但同时声称要和刘某签订一份代理协议，协议内容为刘某工伤赔偿款的20%要作为沙某的费用，刘某因考虑李某为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又精通法律，为其维权肯定有保障，所以在电话中答应把其工伤赔偿款的20%作为沙某的费用，李某得到承诺后遂启程前往福建，以县劳动局工作人员身份与当地劳动局联系，共同与煤矿老板协商解决刘某工伤赔偿事宜，事后，李某从刘某处收取了5500元的“代理费”。用相同方法，2008年李某又先后从外出务工人员樊某、周某手中收取了12000元、21000元的“代理费”。
意见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并无任何不妥，因为李某已经单位同意停薪留职，在此期间，李某的行为是一种中介行为。为务工人员维权，李某有付出，理应从中收取费用，并且和对方签订有代理协议，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并无不妥之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只是违纪，应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不构成犯罪。因为2006年新《公务员法》中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公务员不能兼职，李某身为国家公务员，在2006年《公务员法》颁布之前有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但《公务员法》颁布之后，国家已经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就应该返岗上班，不能再从事任何代理行为，2007、2008的收费行为应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涉嫌受贿罪，因为李某本身是劳动局的干部，劳动局具有为劳动者维权的法定职责，李某的代理行为看似个人行为，但实质是工作职责，李某从中牟利，因为是主动开口索要“代理费”，所以是索贿。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从主体要件看，虽然李某以前经单位领导同意停薪留职，但新《公务员法》中有停薪留职的禁止性规定，从沙某的身份来讲，李某是县劳动局的正式干部，具有公务员身份，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二、从客观方面看，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1、索贿是受贿人以公开或暗示的方法，主动向行贿人索取贿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挟的方式，迫使当事人行贿。就刘某联系李某的本意，是想得到劳动局部门的公权力救济，根本不是想得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之类中介组织的中介服务、付费服务，李某利用务工人员刘某等人法律知识欠缺，不懂政策，向刘某等人索取“代理费”，刘某等人也有证言证实“李某称不出代理费就不启程外出维权”，刘某等人是被迫接受的“代理协议”，李某索要代理费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索贿行为。
2、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构成要件。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明确规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解答》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务的，应以受贿论处。本案中李某本身是劳动局的干部，劳动局具有为劳动者维权的法定职责，李某的代理行为看似个人行为，但实质是其工作职责，李某在外维权，出示的证件是劳动部门的工作证件，在维权地也是以劳动部门的名义请求当地劳动部门协调处理纠纷，李某的“代理”行为都与其本职工作有关并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三、从主观方面看，受贿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本案中，李某主动提出收取代理费，并在当事人迟疑时威胁“不出代理费就不启程外出维权”，从主观方面讲具有索贿的故意。
四、从客体要件看，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李某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工作职责，却向当事人收取代理费，很明显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综上，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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