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71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已经2013年4月9日市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2013年4月11日
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
（2007年12月2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10号公布；根据2013年4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71号）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出租汽车客运秩序，提高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质量，保障乘客、经营者、驾驶员合法权益，根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驾驶员、乘客以及与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出租汽车客运实行特许经营。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安全营运、规范服务、便利乘客的原则。
鼓励出租汽车客运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出租汽车客运工作，其所属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区县（自治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出租汽车客运工作，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公安、工商、规划、建设、质监、财政、物价、市政、人力社保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会同规划、公安、建设等部门编制全市和主城区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主城区以外的区县（自治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等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主城区及主城区以外的区县（自治县）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应当符合全市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
第二章 特许经营
第六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主城区内经营的，依法取得主城区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100个以上；在主城区以外经营的，依法取得所在营运区域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10个以上；
（二）有符合规定的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
（三）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办公场地和设施，租用他人场地的，应签有一年以上租用合同；
（四）有经营、技术、安全、服务质量、财务统计、劳动人事、用工保险等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在主城区内和主城区以外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分别经市和当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提高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
第七条 投放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应当符合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保持出租汽车客运供需基本平衡。在本营运区域内出租汽车年平均有效里程利用率高于60%或基于市场需要，应当增加投放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
出租汽车年平均有效里程利用率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计，并会同同级统计行政部门定期公布。
第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应当以招标等公开方式有偿投放。
确不具备法定招标条件或因其他特殊情况，经商同级监察部门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方可采取协议等方式投放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
竞标人、协议受让人等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条件。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以安全服务质量为主要条件的招标、协议出让办法。
第九条 主城区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投放方案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投放方案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投放方案应当举行听证。
投放方案内容应当包括投放数量、投放方式、获取条件、投放价格、经营期限、实施时间等。
第十条 通过招标、协议等方式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经营者，在主城区经营的，应当自取得指标之日起20日内与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并领取出租汽车经营权证；在主城区以外经营的，应当自取得指标之日起20日内与所在地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并领取出租汽车经营权证。
特许经营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营运区域、期限、车辆数量、类型等级、技术等级等；
（二）经营方案、服务质量、安全管理标准；
（三）双方权利义务；
（四）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相关内容；
（五）违约责任；
（六）争议解决方式；
（七）双方认为应当约定的其他事项。
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经营者逾期不签订特许经营协议，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收回其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
第十一条 原已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取得人，按规定购置车辆后，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给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
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取得人，向所在地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申请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按规定购置车辆后，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给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
第十二条 主城区内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有效期为12年。主城区以外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有效期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当地确定的出租汽车客运车辆使用年限的两倍。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到期后依法收回，根据市场需求重新投放给符合条件的企业。
第十三条 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满3年后可以转让。转让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转让指标的，应当转让给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
（二）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转让指标的，可以相互转让，也可以转让给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
（三）出租汽车个体经营户转让指标的，可以转让给具有出租汽车经营权的企业，也可以转让给个人。
转让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按规定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转让协议应当载明特许经营权指标剩余期限、车辆报废期限、经营风险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通过转让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其经营期限为原经营期限减去已经营期限后的期限。
通过转让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个人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应当聘用符合规定的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建立车辆和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事项的，应当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在经营期限内暂停、终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暂停、终止营运。
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有偿出让收入属政府非税收入，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六条 出租汽车客运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市规定的车型、技术等级、排气量、环保要求，车辆技术性能完好；
（二）符合本市出租汽车色度和标识管理规定，车身明显部位按规定设置经营者名称、投诉电话；
（三）按照规定安装、配备、使用出租汽车顶灯、计价器及空车待租标志、专用座套、电子真伪识别装置、营运服务数据信息采集传输系统和带有卫星定位功能的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并保持完好、有效；
（四）车容整洁，营运标志完好，证牌齐全；
（五）新投入或更新的出租汽车，应当是出厂新车；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客运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强制报废：
（一）主城区经营的出租汽车使用年限达到6年，主城区以外经营的出租汽车达到当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使用年限的；
（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
（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
（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
在主城区以外经营的出租汽车使用年限为6至8年，具体年限由当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男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女性年龄不超过55周岁；
（二）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三）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3年以上，且近3年来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四）经营运区域所在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并取得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
被吊销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自吊销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
第三章 营运服务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实行区域经营，不得开启空车标志灯驶入其他营运区域，不得从事起点和终点均在其他营运区域内的载客业务。
客运服务实行扬手招车、电话预订和站点租乘等方式。
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出租汽车客运价格，使用税务机关监制的本车客运票据；
（二）按照规定期限和要求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如实报送有关出租汽车客运行业的统计报表，接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营运资料和票证的检查；
（三）不得聘用无出租汽车从业资格的驾驶员从事营运；
（四）不得擅自停运；
（五）不得违反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规定在车身内外设置、张贴广告和宣传品；
（六）不得在车厢内安装摄像装置侵犯乘客隐私权；
（七）不得在乘客上下班出行高峰时段安排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交接班；
（八）依法与招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招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在从事客运服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衣着整洁、语言文明、礼貌待客；
（二）不得在车内吸烟；
（三）随车携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在车内面向乘客的显著位置明示服务监督卡；
（四）按乘客要求使用或不使用空调、音响等车辆设备设施；
（五）在出租汽车营业站点依序载客；
（六）按照合理路线或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
（七）乘客租用出租汽车后，非经乘客同意，不得另载他人；
（八）不得拒载、中途甩客和倒客；
（九）使用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验合格的计价器；
（十）不得将车辆交给无出租汽车从业资格的驾驶员营运；
（十一）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收费，并出具本车客运票据；
（十二）为乘客提供方便、及时、安全、舒适的服务；
（十三）对老、弱、病、残、孕、幼等乘客，应当优先供车；
（十四）夜间行车应当开启出租汽车顶灯；
（十五）发现乘客在车上的遗失物，应当及时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送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乘客租乘出租汽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损坏车辆设施、设备和营运标志；
（二）不得携带违禁品和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以及污损车辆的物品；
（三）夜间到偏僻地区，应驾驶员要求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或执勤站点进行身份确认；
（四）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应有人监护；
（五）不得要求在禁止停车的地点上下客；
（六）不得有影响驾驶员安全行车的行为。
对不遵守前款规定的乘客，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可以拒绝提供服务。已发生客运费用的，乘客应按规定支付。
第二十三条 乘客遇下列情形之一，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租乘的出租汽车不使用计价器或使用不合格计价器的；
（二）驾驶员拒不出具本车客运票据的；
（三）未经乘客同意搭载他人的；
（四）租乘的出租汽车在起租里程内发生故障，乘客不再租乘的；
（五）由于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原因中断服务的。
第二十四条 机场、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等大型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出租汽车营业站点。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会同公安、市政等部门提出站点设置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因抢险救灾等特殊任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征用出租汽车客运车辆，经营者、驾驶员应当服从。
因征用车辆给经营者、驾驶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决定征用的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出租汽车客运安全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定期组织出租汽车客运安全服务质量考核评价，并将考核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对考核评价不合格的经营者，应当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解除与其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取消其特许经营资格。
第二十七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建立出租汽车客运投诉处理制度。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并回复投诉人。情况复杂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并回复投诉人。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7日内向投诉人作出答复。
第二十八条 投诉人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协助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租汽车经营者查明事实。投诉人不得虚假投诉。
被投诉人接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投诉处理通知后，应当在3日内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接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情况，不得拒绝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活动时，应按规定着装、佩戴标志，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侵犯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人身、财产权利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依据收费、罚款，不按规定使用罚没收据，罚款不上缴，私分或变相私分罚没收入的；
（五）使用或损毁扣押财物的；
（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七）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五）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六）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十四）项规定的，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四）、（五）、（六）、（七）、（八）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
（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七）无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20000元的，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八）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使用无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九）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无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从事营运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十）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发生一次死亡一人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吊销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
（十一）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重特大交通责任事故的，吊销其肇事车辆的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
（十二）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一年内发生两次死亡三人以上重特大交通责任事故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吊销其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的，由原审批机关无偿收回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二十一条第（十一）项规定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九）项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不能现场处理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暂扣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等证件，开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机构接受处理。
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无证经营以及在限期内拒不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可暂扣车辆或设备，出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
逾期不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经通知后三个月内仍不履行的，可依法将暂扣的车辆或设备移交有关部门拍卖，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应缴规费、滞纳金和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客运是指按乘客意愿，用五座（含五座）以下轿车提供客运服务，并按行驶里程、时间计费的经营活动。
本办法所称主城区是指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
本办法所称营运区域是指主城区营运区域和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各营运区域。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是指依法获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本办法所称交通责任事故为同等以上责任事故。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原有效期不变。
第三十八条 已实行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区县（自治县），由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行使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市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行使本办法规定的主城区出租汽车客运管理行政处罚权。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郑坤山* 北京 102249
内容提要：2003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使《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股民的权利仍然未得到实质性的司法保障，有鉴于此，笔者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1-9规定》 《证券法》 集团诉讼
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2002年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2003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1999年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二、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综关《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4]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于受到有效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已加入WTO，证券业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符合证券立法的根本宗旨，是确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
《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把“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证券法》第1条亦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市场是信心市场，而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为其源泉之一。[2]罗伯特.S.洛佩斯曾言：“无限制的信用是商业革命的润滑剂”。[3]]对投资者来说，证券市场的风险再大，也大不过上当受骗却告诉无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却被告知无法行使诉权时，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在证券交易这一复杂的民事活动中，中小投资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且由于交易的特殊性与大众性，在发生侵权后中小投资者寻求赔偿往往无从下手；责任分析所需的高技术成分，夹杂上风险的分析与推论，更使中小投资者难以按一般的民法原则来运作。因此法律给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他们在投资之前，就能预见到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其利益能受到的保护程度及利用这一制度来追偿损失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现象系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参与市场就会有安全感。[4]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向金融市场提供资金的所有者都必须对资金能否收回的前景进行评估，并相应要求足够高的回报，以抵补所面临的亏本风险。”[5]
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取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6]1998年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采取的却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7]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立法的首要目标。只有通过对受害者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如果无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会使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丧失，最终影响到它的发展。[8]因此，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会使可能的与现实的投资者增强信心和安全感，激起、保护公众参与投资的热情，将资金用到实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资金结构，让资金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二）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遏制我国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发生的重大违规事件，早期具有典型性的是1992年8月发生的深圳8.10事件和1995年2月23日的“327事件”。前者是因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而引发的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上海股市也狂跌不止。中国年轻的股市付出成长代价。[1]后者主角为有中国“证券之父”之称的管金生。它在国债期货收市前8分钟，为求生存，凭着“灵感”疯狂地创造出700万口价值1760亿元的空单将稳步上升的327国债从152元砸到147.50元，给遵守游戏规则的同场竞技的炒手们予沉重打击。[2]近几年，有关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诉讼案件亦是层出不穷：大庆联谊案、圣方科技案、渤海集团案、嘉宝实业案、ST同达案、红光实业案、银广夏案、ST九州案、三九医药案、ST天颐案等等，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而且由于法院没有有效地使违法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违法行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证券交易中，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与从其他不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更多，而单个投资者又有可能损失较少，“如果个别投资者的损失相加为个别违法人所有，则数额之巨大，足以使违法者一夜间成为百万或者千万富翁”，[3]证是这一原因，导致了某些不法行为人并不顾忌没收、罚款等行政责任而甘愿铤而走险，从事各种证券法所禁止的行为。如果法律中明确规定违法违规者的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行为者在受到相应的行政与刑事处罚后，所获得的不法利益将依法院的有效判决或调解而回复到受有损害的投资者手中，那么，违法违规行为人将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更大的不利益。这样对于那些潜在的、有条件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来说，他会在“为”与“不为”所带来的后果中进行相应的衡量，当发现“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利益失调的时候，我相信，其违法违规的动机一定会大大降低，违法违规现象相应地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除此之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由于受自身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资金数额，其在信息的了解和风险的分析与防范中，往往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在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的同时，可以使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加自觉地履行相应义务，从而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的不断形成与完善。
（三） 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使人民法院介入和加强对证券纠纷的民事审判，有助于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律师，从而有利于我国司法建设的完善。
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界、证券界和社会上，对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是否有法律依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个别法院和审判人员对证券纠纷案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还有不少人认为，地方法官没有审理证券类诉讼案的经验，他们怎么能审理、判决这类案件呢？[4]其实我们不应忘记，最高法院也没有证券判案经验，他们也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和征求他人及国外的经验来写作、出台司法解释。如果从一开始就让各地法院在具体审案中去摸索、在审案中征求证券专家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外加媒体的报道评论，那么这种互动的过程不仅会让《证券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会在这一判例法的运作模式中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官和律师。这种在具体判案中不断摸索、不断思考的特点也恰恰是在美国有许多高水平、受到社会普遍敬佩的法官的原因，因为法律条文的规定只能是原则性的，在具体运作中法官们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1]鉴于我国当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建立明确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给法官审理证券案件以指导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证券纠纷案件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事案件，现阶段，在《证券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适用民法通则。从原则上讲，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均适用于证券纠纷。证券法中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市场操纵行为、虚假披露行为等，在民事领域中均可归入侵权行为。通过受理和审判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案件，可以在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损失计算、举证责任、诉讼形式、判决执行等诸方面探索出指导司法审判的经验，并给《证券法》司法解释文件的制定提供素材。
此外，根据证券纠纷案件的特点，通过对典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不仅可以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能够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维护司法公正，进而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四）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中国于2001年11月13日加入WTO，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建立开放健全的证券市场，运用证券方式筹资更接近国际惯例。对境外投资者来说，证券投资方便，数量灵活，风险、投资成本相对较小，因而证券筹资对境外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这必须有个前提，即投资者不仅仅看中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利于其投资回报，还需确信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最佳保护。若无一套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措施和制度，国内经济形势再好，投资者也不敢涉足。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通过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补救，可以增强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从而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头号大国，其中不少是通过证券市场筹集的，这是与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分不开的，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外国投资者重视投资法律环境，重视其投资安全系数，特别是重视其权益保护措施中有无其“利益无端受损后能否得到赔偿”这一事后保护制度。从这一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2]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已不能再固步自封、盲目闭关，我们有必要去关注现在国际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金融证券化、证券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势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证券市场上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3]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证券交易国际化、证券发行国际化、证券制度国际化、证券市场国际化及资金国际化。[4]这一趋势有效地促进了证券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迫使各国政府打开门户，放松管制。综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法规，多把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加以规定。[5]为促进我国证券立法与国际接轨，实现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我们必然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建立完善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三、 证券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证券法以保护投资者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立法宗旨，以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为基本理念，以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为规范核心。为贯彻上述宗旨与理念，证券法规定了一系列强行规范，要求证券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为。证券禁止行为是指证券法所禁止的，在证券发行、交易等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证券市场主体以欺诈方式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又可被称为证券欺诈。[1]由于证券禁止行为违背了证券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证券市场秩序的严重削弱，因而为各国证券立法所禁止。我国1993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发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规定》，其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这里所提及的主要是证券交易中发生的一些欺诈行为，此外，笔者认为，还应包括发行中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较为典型的是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具体概说如下：
（一） 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及其民事责任
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是指发行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致使投资者进行投资而遭受损失的行为。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者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此处的法律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法规主要是指《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
关于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证券法》第175条指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的“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性质上其实是一种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因为此处所说的退款，即非指证券持有人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也不是指证券持有人直接向发行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而是由于行政机关责令发行人向证券持有人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可见该条并没有对民事责任作出规定。[3]建议在证券法以后的有关立法中应该赋予投资者以请求权，并明确规定有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具体的责任人员。
（二） 内幕交易及其民事责任
内幕交易（Insider Trading）,又称知情者交易或内线交易，是指已发行证券的公司的内部人员及其他市场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地位、职务之便利或控制关系，获取发行人尚未公开的但将对其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自己或通过他人进行证券交易，从中牟利或避免损失的行为。简言之，内幕交易即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以获利或减损的证券欺诈行为。[4]其构成要件为：
第一，行为主体——内幕人员。内幕人员是在发行公司中具有特殊地位或因特殊身份而与发行公司存在有特殊联系的人，其是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内幕人员是指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证券, 或者在发行人或者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督地位和职业地位, 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 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并将其分为如下五类：“（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秘书、打字员, 以及其他可以通过履行职务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职员;（二）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人员、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员,证券经营机构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 以及其他因其业务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三）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可以行使一定管理权或者监督权的人员, 包括证券监督部门和证券交易场所的工作人员, 发行人的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 以及工商、税务等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四）由于本人的职业地位、与发行人的合同关系或者工作联系, 有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 包括新闻记者、报刊编辑、电台主持人以及编排印刷人员等;（五）其他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
我国《证券法》第68条也规定：“下列人员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一）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三）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的职责对证券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六）由于法定职责而参与证券交易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从我国上述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内幕人员的规定涵盖了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规定的“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部人员”，但却忽视了从上述两类主体处获取内幕信息的第三类人员，[1]而仅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涵盖，未免太过笼统，难于操作。
第二，占有、利用内幕信息。作为一种责任条件，内幕人员必须占有并利用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一般是指未公开的、可能对证券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因此，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有二：一为未公开，二为价格敏感。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5条第二款列举了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敏感信息，其中包括：“（一）证券发行人（以下简称"发行人"）订立重要合同, 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产生显著影响;（二）发行人的经营政策或者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三）发行人发生重大的投资行为或者购置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的行为;（四）发行人发生重大债务;（五）发行人未能归还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六）发行人发生重大经营性或者非经营性亏损;（七）发行人资产遭受重大损失;（八）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九）可能对证券市场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国家政策变化;（十）发行人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十一）持有发行人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东, 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百分之二以上的事实。（十二）发行人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计划;（十三）涉及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事项;（十四）发行人进入破产、清算状态;
（十五）发行人章程、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变更;（十六）因发行人无支付能力而发生相当于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五以上的大额银行退票;（十七）发行人更换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十八）发行人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九）股票的二次发行;（二十）发行人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负有重大损害赔偿责任;（二十二）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决定被依法撤销;（二十三）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禁止发行人有控股权的大股东转让其股份的决定;（二十四）发行人的收购或者兼并;（二十五）发行人的合并或者分立;（二十六）其他重大信息。”
我国《证券法》第69条和第62条列举了如下事项：（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十一）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十二）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十三）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四）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十六）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十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关于内幕信息的范围二者规定基本相同，只是《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为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而《证券法》则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行为表现——证券交易。内幕人只有利用内幕信息实施了证券交易行为，才受各国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的约束。客观行为的表现有两大类：一是内幕人员直接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是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四，主观方面——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对内幕信息的规制往往是以行为人明知此内幕信息应予以保密，但为了获利或避损目的，仍利用此信息从事证券交易为要件。内幕交易的主观故意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行为人必须知悉所利用的内幕信息的内容；其二，行为人必须知道所利用的信息是尚未公开且价格敏感的重大信息；其三，行为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利获减少损失。[1]
我国《证券法》没有规定由于内幕交易而发生的民事责任，只规定了其行政和刑事责任。[2]虽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该条规定太原则，缺乏操作性。因此，就我国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而言，对于因内幕交易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而实施的民事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法进行内幕交易者，应就消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的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其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请求，将责任提高至3倍。此外，美国、韩国等均对内幕交易规定了民事责任。[3]所以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证券市场出发，我国应在以后立法中对相关民事责任加以完善。
（三）操纵市场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