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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案件统计分析

刘亮


　　执行难是各级法院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被执行下落不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就北安市法院这一情况作一简要分析。北安市人民法院是基层法院，每年的执行案件受按量在黑龙江省同级法院中位于中等水平，在所受理的执行案件中未能及时执结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其中以郊区人民法庭为例，郊区法庭2010年1—9月份受理执行案件35件，未执结5件，其中4件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导致案件无法全部或部分不能执行。寻找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成为法院工作的一大难点，主要原因为；
　　一、被执行人普遍存在侥幸逃避责任的心理，对于履行法院的裁判，能逃则逃，能躲则躲。被执行人逃避责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但为了逃避执行，变更住址。这种情况多见于公司等靠租赁场所经营的被执行人。二是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鉴于对法院执行部门或申请人的畏惧远走他乡打工生活，这多见于一些农村村民或城市无固定工作和收入的被执行人。三是被执行人在外打工或躲避法院执行偶尔回家，法院执行人员并不能长期蹲守一个被执行人，所以在法院得到消息后，被执行人又逃之夭夭。
　　二、人口流动加剧，企业、公司变更频繁。近年来，城市和农村人口流动都在不断加剧，公司、企业大量产生，又不断注销。一些公司、企业因为商机等原因也在不断变换住所。这种变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往往因为找不到被执行人，而使案件得不到执行。
　　有关部门对于目前的人口流动或者公司住所随意变更缺乏有力的监管，往往农民一旦走出村庄，就成了社会“散户”，没有组织可以尽到监管义务，公司在工商部门的住所登记也往往名不副实。
　　三、社会征信制度不完善。目前，社会征信制度还不完善，被执行人的逃避债务的行为并不能通过社会征信系统向社会公布，也不会对被执行人的日常生产、经营、社会活动造成制度上的威胁，社会上的很多个人、团体、机关并不能通过社会征信系统了解某个人、某个单位的诚信状况，所以这些人在逃避债务后还能够正常的工作或经营。随着新《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这种状况将有望有所改变。
　　四、对逃避债务行为法律监督与制裁措施缺失。对于被执行人逃避债务的行为，对被执行人的逃避的后果，法律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裁。被执行人与法院执行人员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游戏规则，只要法院找不到，被执行人就可以逃避履行债务。这样的情况下，被执行人用较小的代价就成功的逃脱了本该承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逃避债务。
　　五、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一词的认识模糊。“下落不明”是一个法律术语，在民法中对“下落不明”有明确的时间、概念界定。但是在执行实践中，“下落不明”的概念比较模糊，被执行人经几次查找或几次传唤不到庭就往往被认为是“下落不明”，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因而被执行人处心积虑的逃脱而无法执行的案件增多。
　　对如何改变“被执行人难找”这一困境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进一步加大法院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率。要不断加大对执行工作的投入，壮大执行队伍，加大执行软件、硬件建设，提高执行效率。法院可以通过加快执行效率，加快反应速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找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安排专人长期“关注”，增加找到被执行的机率，从而减少此类案件的数量。
　　二、通过多种威慑渠道加大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建议通过征信系统，与法院、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的信息系统的接轨，制约某些被执行人的逃债随意性。如果在法院系统执行中存在不良记录的，可以相应的反应在其他的系统上，其他部门以此为依据考察被执行人，给被执行人将来的就业、信贷等带来障碍，那么被执行人的逃避债务的不良记录将公之于众，曝光于社会公众面前。
　　三、加强与工商、公安等部门的配合，建立有效的查找被执行人途径。鉴于目前人口流动，公司住址变动频繁的现状，单靠法院执行部门的寻找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在查找被执行人下落时，可以协调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的查询系统、工商登记、银行存款记录等进行寻找。因为被执行人不会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要参加社会活动，就会在不同的部门留下记录。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记录，执行工作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加强立法，完善制度，进一步明确“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以及法律后果。因为法院执行部门的执行力量有限，在找不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又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如果此类案件长期搁置，势必不断累积增加，进而造成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管理上的失控，和对本院执行工作量的估算模糊。这种无序状态最终使这一类的案件在有条件执行的情况得不到真正的执行。法院执行部门可以将这类案件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建立专门的执行档案，并统一编号，由专门的执行人员负责跟踪统计和监督，一些执行案件在法院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况下，经过所规定的查找过程和次数之后还找不到，被执行人又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类案件归入特殊的档案统一编号备案。负责监督的人员督促执行人员对这类案件进行定期的梳理，及时清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这类案件的有效执行，不会因为长期的搁置、执行人员的变动等问题而怠于执行，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案件与执行人员进行合理的剥离，使执行承办人员全身心投入到其他案件的执行中。当然这种剥离并不是永久的，在定期梳理后，如果认为有执行可能的，原承办人员必须继续执行。因此建议，执行程序中的“下落不明”应在立法中予以确定，如，在法定执行期限内，首先在被执行人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查找被执行人，其次经过公告寻找，仍无下落，这些案件应当中止执行；中止期限超过2年，可以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判决下落不明的，案件终结执行。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亮
浅谈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前置程序
--------谷辽海

自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后，近两年的政府采购实践，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提出投诉之前必经的前置程序。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它可使某些纠纷平息于质疑阶段，避免投诉程序的提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行政资源。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程序，那么行政主体一般就不受理投诉（相关的案例详见谷辽海撰写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本文选自于该书，但本次发表时作了删节）。从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对于质疑程序中就供应商所提出的询问、质疑，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都有法定的义务及时作出答复和处理。作为一种义务性的行为规范，相对人倘若不遵守这一行为规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相关的行政规章也没有给予非常确定的答复。没有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是难以建立起良好法律秩序的。故我国立法对采购主体所规定的质疑程序中的义务也是徒劳的。实践中，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难度。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采购主体如果不受理质疑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答复意见，这就表明争议没有获得解决，甚至还可能存在采购主体的某种违法乱纪行为，此时视为质疑程序前置阶段已经过，允许相对人求助于行政救济，即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予以受理。
2004年8月11日，我国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笔者认为，将质疑途径作为供应商寻求救济的初始阶段、前置程序，行政规章的这些内容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救济途径的权利，如：“…….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又如第十条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投诉人是参与所投诉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财政部的这部行政规章前述所明确规定的质疑前置程序，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内容相冲突！
从我国政府采购法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其中之一就是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有决定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评标和定标结果等等权利。虽然与供应商都是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但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并不平等。故我国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选择各种救济途径的权利。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的内容，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等等问题，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或者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提出，也可以不提出。这里供应商选择救济的权利是任意性法律规范，是否行使的权利由供应商自由选择。我们再来看法律对采购主体以及行政主体的义务性规范，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对于供应商的质询，都应当及时作出答复；而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也是应当及时作出处理。笔者从法律赋予供应商的数个“可以”以及法律对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多个“应当”，两者相互对比，在政府采购救济途径方面，供应商享有的基本上是权利，而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更多的是义务。由此可见，我们不难明白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和对供应商合法权益的倾斜保护。然而，财政部出台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这部行政规章却妨碍了法律赋予供应商的多元救济途径。除了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相冲突，前述的行政规章内容还与我国其它法律相碰撞、相抵触。我国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是公开招标。实践中的许多案件必须援引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招投标采购方式所引起的争议，虽然是属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但离不开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调整，况且目前政府采购法中还没有招投标的法律章节。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人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
根据所述，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上位法《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相撞车，相冲突。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矛盾相抵触，行政规章的内容如果与法律相冲突，那么抵触的内容无效。为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必须废除行政规章中无效的内容。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系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本篇文章的原文内容选自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本次发表时经过删节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