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长印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破产程序/财产处分/常规营业/重整计划/关联破产
内容提要: 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中的财产处分不仅关涉各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涉破产清算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破产预防程序的成功与否。以“江湖生态”破产重整案引出的问题为分析样本，基于我国现行立法关于债务人“主要财产”与一般财产的分类方法，结合财产处分行为在常规营业之内与常规营业之外、重整计划之内与重整计划之外的不同情势，可以看出破产程序中进行财产处分应当遵循一定的处分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据媒体报道，退市已达8年之久的“蓝田股份”（退市时已改名为湖北江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湖生态”）于2010年12月1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作为江湖生态破产重整的先导程序，其子公司湖北洪湖蓝田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蓝田水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进行的资产拍卖定于2011年4月进行。拍卖前虽有3家公司交纳保证金，但拍卖程序最终却因只有一家竞买者正式报名而被宣布流拍。2011年5月6日，蓝田水产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决议将破产资产的处置方式由拍卖改为变卖，变卖底价不低于评估值9803. 11万元。5月12日，广东温氏集团参股20%的广东华年生态投资有限公司与蓝田破产管理人签订协议，以9800万元的价格购得蓝田水产的破产资产，并获得重组江湖生态的机会，而愿意出更高价格（1. 5亿或者更高）的竞买者楠溪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楠溪江”）却意外出局。[1]
从上述报道看，围绕该案产生的争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只有一家公司报名拍卖能否构成流拍事由；（2）蓝田水产的债权人会议是否有权作出将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由拍卖转为变卖的决议；（3）江湖生态的债权人会议是否有权否决蓝田水产的资产转让协议。
上述争点中的第一项问题不属于本论题的范畴，本文拟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1）破产清算程序中，管理人是否有权直接处分（出售）债务人的全部财产？管理人处分债务人的“全部”或者“主要财产”需要经过哪些程序？（2）重整程序中债务人财产的处分（或者出售）与重整程序中重整计划的制定、表决、批准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可以把子公司的“主要财产”置于重整计划之外实施出售？（3）于母公司破产重整、子公司破产清算的场合，母公司对子公司全部财产的处分是否享有参与权？
二、《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及其字面解读
我国2006年《企业破产法》中明确涉及债务人财产处分的条文有第25条、第61条、第68条、第69条、第111条、第112条等。其中的第25条第1款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可以看出，“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是企业破产法赋予管理人的重要职责之一。《企业破产法》第69条同时规定：“管理人实施下列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一）涉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益的转让；……（三）全部库存或者营业的转让；……（十）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财产处分行为。”“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人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由此可见，管理人“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应当受到债权人委员会以及人民法院的约束和监督。《企业破产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会议行使以下职权：……（六）通过重整协议；（七）通过和解协议；（八）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九）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十一）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第111条规定：“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管理人应当按照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适时变价出售破产财产。”第112条还规定：“变价出售破产财产应当通过拍卖进行。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的除外。”“破产企业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变价出售。”可见，债权人会议享有“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和“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的最终决议权。
基于上述规定，《企业破产法》似乎同时肯定了债权人会议对“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决议权与管理人“处分债务人财产”的职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企业破产法》中的“破产财产”是指破产宣告后的债务人财产，并不包括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债务人财产，因而对破产债务人财产处分似乎形成了大致如下的规则。
其一，破产预防程序（破产和解与破产重整）中的财产处分及破产清算程序中除财产变价方案之外的财产处分行为，由管理人决定，但其权力的行使须受到债权人委员会（及其背后的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个体）和人民法院的约束和监督（第69条、第26条）。
其二，债权人会议有权决议的事项仅限于破产清算程序当中的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包括财产变价方式）。而且对于债权人会议的议决规则和效力，第64条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如果仅仅将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考察到上述层次，那就可以对江湖一蓝田一案作出如下结论：蓝田水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债权人会议享有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决议权，破产管理人享有债务人财产的法定处分权。蓝田水产的上述做法也就没有什么可予指责的了。然而，该结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的浅层次解读甚至是误读。因为它无法解释和回答破产程序进行中关于财产处分的如下问题：财产处分方案（及债权人会议决议财产处分方案的程序）是否只存在于破产清算程序之中，破产预防程序大量财产的财产处分行为应当如何对待？管理人是否享有如此广泛的债务人财产处分的自主决定权？破产清算程序中，债权人会议在达成财产处分方案的决议后，是否需要管理人去具体执行？这种决议权与具体执行权的界线又在哪里？结合江湖生态一案，当债权人会议就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作出“拍卖转变卖”的决议后，管理人与温氏集团达成的9800万元对价的资产整体出售协议是否另外需要得到债权人会议的决议通过呢？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有一纸债权人会议关于变价方案——“拍卖转变卖”的决议，是否就已满足本案资产整体出售的全部要件？《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管理人“处分债务人财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是否包括对债务人财产或者营业的整体处分以及全部出售？
如果暂且撇开江湖一蓝田的母子公司关系不论，前述问题便成为本案首当其冲的难题之一。对此，需要在破产法内外两个语境中分别进行讨论。
三、破产程序中“主要财产”的处分规则
（一）公司法上“主要财产”事项的处理方法
对公司财产处分规则的讨论涉及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无论是公司的董事会还是破产公司的管理人，涉及对公司财产的处分时，都可以对财产的数量、价值、重要程度或者财产的属性以及处分行为的性质作出不同的划分和评判。
不容否认，现代公司中，权力的中心不断由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向公司的经营者转移。但为实现保护股东利益免受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侵害等目的，各国法律对公司的重要事项都保留了股东的直接决议权，即使是采取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美国特拉华州也强调要把握好董事会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各国公司法中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如果公司的行为具备如下特征之一的，对董事会权利的限制就有其正当性：（1）公司行为与公司的资产价值相比金额巨大；（2）公司行为要求公司作出全方位的、类似于投资行为的判断，而股东们恰好可能有此判断力；（3）公司行为的实施有可能导致董事与公司间的利益冲突，即使该冲突还未严重到自我交易行为的程度。通常情况下，董事会权利受限的公司行为会同时具备这三个特征。[2]可见，尽管现代公司的治理中心已向经营层转移，但对涉及公司“主要财产”的行为的决议权仍应为股东（大）会所保留。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就实现了这种“主要财产”处分的决议权的保留，其第185条第1款规定：“公司为左列行为，应有代表己发行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出席之股东会，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行之：（一）缔结、变更或终止关于出租全部营业，委托经营或与他人经常共同经营之契约；（二）让与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三）受让他人全部营业或财产，对公司营运有重大影响者。”
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是怎么进行划分和评判的呢？从字面上说来，我国《公司法》第38条和第100条规定的股东（大）会的职权中并未明文包括“主要财产”或者“重大资产”的处分，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似乎“主要财产”或“重大资产”的处分并不在股东（大）会的决议范畴。但检索《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职权以外的其它条文，却可以发现以下关于“财产转让”的辅助性规定：其一，《公司法》第75条（关于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回购权）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其二，《公司法》第105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也规定：“本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受让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这样说来，《公司法》最终还是“有意无意”地把“转让主要财产”、“转让或者受让重大资产”这两类重大事项列入了股东会的决议范畴。
就“主要财产”、“重大资产”处分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笔者看来，不管《公司法》相关条款的立法技术和立法用意如何，都可以从公司法的一般法理以及公司的实践经验上作出这样的推断：当董事会（或者经理会）与公司投资者之间就前者作出的转让公司主要财产或者重大资产的决议产生分歧甚至僵持不下时，公司出资人会当仁不让地宣布该类事项由股东会行使最终决定权；如果公司章程存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也会毫不犹豫地修改相应的章程条款，明确剥夺对经营管理机构的此类授权。
那么，当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股东会对“主要财产”的上述决议权，是否就转由管理人独立行使了呢？前已述及，从《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中，似乎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因为立法明确规定“管理人有权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但如果依循公司法关于股东会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的一般法理以及我国《公司法》第75条、第105条关于股东会职权的特别法规范，却可得出与前述对破产法相关规定的字面解读并不相同的结论。
（二）破产程序中的公司决策机理及“主要财产”的处分规则
基于公司产权理论中的“状态相依所有权”理论，股东是公司常态经营中的所有权人，对公司拥有剩余索取权并可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债权人只是合同的收益要求者。但当公司破产时，股东的收益已经固定为零，在边际上已经不承担企业的风险，因而会缺乏实施理性行为的激励，此时，债权人便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债权人成为实际上的剩余利益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s），债权人要为新的决策承担风险，也最具有积极性作出最好的决策，债权人会议便取代股东会会议成为破产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机关。这正好迎合了企业经营的一般规则，那就是企业的经营应由企业利益的剩余索取者来支配，常态中的公司无疑是由股东支配的，但当这种支配己沦落到威胁债权人利益、使得债权人的地位实际上降低到最终索取者的位次时，债权人便有干预企业经营的必要，才能取得干预企业经营行为的资格。[3]这就是为何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其董事会要被管理人替代、其股东会要被债权人会议（以及重整程序中的关系人会议）替代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而，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包括破产清算程序和破产预防程序）之后，有关公司重大事项的决议权，包括“主要财产”处分的决议权应当转由债权人会议（在重整程序中为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各关系人会议）行使。而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是替代董事会（及经理会）行使破产财产或破产事务的管理权的，在地位上也大致与公司治理中董事会相当，具有一定的债权人会议执行机关的属性及其权限范围，除了破产法所做出的具体要求和限制之外，并不改变公司治理的上述基本规则。那么，《企业破产法》第25条中的管理人“处分债务人的财产”就不能再理解为对“主要财产”处分的决议，而应当理解为对非“主要财产”处分的实施，或对股东（大）会关于“主要财产”处分的决定的执行，如交易对象的选择、交易价格的谈判、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等事项。也就是说，不论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还是在破产预防程序当中，对债务人的财产的处分，原则上只有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才能由管理人负责具体执行。只是在预防程序当中，“主要财产”的处分方案往往是作为和解协议或者是重整协议的部分，而不是单独进行表决。当然在实践中，也有可能由债权人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授权管理人先行进行“主要财产”处分的计划或协商并提出处分方案，但是最终的决议权一定是属于债权人会议的。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债务人财产的处分方案不仅存在于破产清算程序，而且存在于破产重整程序，并且其决议权归债权人会议或者关系人会议行使；其二，债权人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的监督并不仅仅存在于管理人得单独处分财产的场合，而且存在于债务人财产处分的全过程和全部场合；其三，债务人财产的处分应当包括决议、具体实施、监督三方面内容。除了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由债权人会议行使决议权之外，有关债务人财产处分的一切“重大事项或者重要问题”，债权人会议或者关系人会议均享有决议权：财产处分的实施权归属于管理人；作为监督主体的债权人委员会或法院，除了享有常规的监督权之外，必要时可以召集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具体实施的结果（财产处分协议）进行表决。破产程序中这样的权力配置机制方才符合公司治理的一般原理和规则。
行文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回答蓝田水产9800万元全部财产出售方案的最终决定权问题，即该出售方案作为破产企业的“重大事项”同样需要通过债权人会议的表决，也就是说，蓝田水产中的债权人会议不仅有权就“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拍卖改变卖）作出决议，而且有权就“全部财产的出售”这一关涉债务人财产的重大问题行使议决权。管理人要想实现与温氏集团的资产转让，必须经过债权人会议的议决程序。
农业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依法行政的意见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依法行政的意见
农政发[2011]0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畜牧、农机、渔业、农垦、乡镇企业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部机关各司局，直属有关单位：
近年来，各级农业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农业依法行政取得了积极进展，农业领域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农业执法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农业部门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法治政府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各级农业部门要按照《意见》的要求，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扎实推进农业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提高农业依法行政水平。
一、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将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凡是涉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完善《农业部工作规则》，健全集体决策制度，重大项目资金安排、干部提拔任用等都要集体研究决定。
完善重大决策跟踪反馈机制。建立健全农业部门绩效考核制度，围绕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抓落实。加大督查督办力度，跟踪决策的实施情况，及时了解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对决策予以调整或者完善。
二、完善制度建设
突出立法重点。农业立法要紧紧围绕农业农村经济中心工作，努力将符合科学发展观、反映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要求、体现农业部门职能转变和农业管理方式创新的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农民权益。加强对立法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既要坚持完善法律制度，也要充分发挥政策措施、法律解释和行政执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
提高农业立法质量。严格遵守立法权限和程序，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公众参与农业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除依法需要保密外，农业部规章草案要在农业部网站及相关农业专业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建立健全农业立法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参与农业立法的积极性。探索建立农业立法后评估制度，根据评估结果提出完善立法、加强执法的建议和措施。建立农业部规章定期清理制度，每隔5年清理一次。
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调整，原则上要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确需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程序和内容要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各类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不得发布施行。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编号发布。建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每隔2年清理一次，清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布；未列入继续有效目录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深入推进政务公开。认真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要及时、准确、具体地向社会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农业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等领域的信息公开；对人民群众申请公开的信息，要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答复，并做好相应服务工作。全面推进办事公开，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创新政务公开方式，进一步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行政审批综合办公改革，积极推行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审批和网上监督等方式，提高行政效能，降低办事成本，推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三、加强农业执法
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各级农业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既要重视生产服务，也要重视行政执法；既要重视事前审批，也要重视事后监管；既要重视检测检验，也要重视案件查处。部内各司局要对照检查法定职责履行情况，确保法定职责得到全面履行和落实。
全面推进农业综合执法。进一步深化对农业综合执法重要意义的认识，深入推进农业执法体制改革和创新，整合执法资源，加快落实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目标，确保2011年底前全国农业县全部实行综合执法，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执法力量分散薄弱、执法缺位等问题。大力加强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重点解决“有机构、无人员”、“有人员、无手段”以及“综合职能范围不到位”或“形式上综合、实际上未综合”等问题。要将综合执法作为农业部门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
完善执法工作机制。健全执法协调协作机制，对重大执法活动上级农业部门要统筹协调和统一部署，并加大对重大案件的组织协调和督办力度；对跨区域案件，有关地区农业部门要协同联动，使各环节的违法行为及时得到依法惩处；对涉嫌犯罪案件，农业部门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罚代刑。健全检打联动机制，抽检单位要第一时间向执法机构通报检测结果，执法机构要参与抽检工作并根据检测结果及时启动立案程序。健全执法信息共享机制，部、省厅两级要及时、全面地公开行政许可信息，加强农业执法信息化建设，促进执法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探索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规范执法行为。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改进执法方式和作风，坚持日常执法与集中执法结合、教育与处罚结合、处罚与服务结合，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强化执法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加大执法培训，全面提高执法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部、省厅两级要定期开展农业执法案卷评查，提升执法人员办案水平。
四、依法化解涉农矛盾纠纷
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完善农业行政复议工作规定，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提高行政复议质量，办理复议案件要深入调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注重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纠纷。健全行政复议机构，确保复议案件依法由2名以上复议人员办理。建立健全适应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机制和经费装备保障机制。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地方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农民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土地承包纠纷。不断健全仲裁机构，强化仲裁员政策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仲裁工作质量。加强与司法机关的沟通与协作，在案件受理、排除妨碍、先予执行、财产保全和裁决结果强制执行等方面争取更大支持，提高仲裁效果。
五、强化组织领导和监督
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各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做到心中有法、自觉学法、办事依法、带头守法。
健全农业依法行政领导机制。农业依法行政是党依法执政和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各级农业部门要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把推进农业依法行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依法行政工作有部署、有落实、有考核。建立健全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依法行政领导协调机制，统一领导本部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定期研究部署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任务和措施，及时解决本部门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强化农业执法能力建设。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财政部门的支持，将农业执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切实解决执法检查、案件查处、人员培训、听证和行政复议等所需经费，保证农业执法工作正常、有效地开展。要积极争取当地发展改革部门的支持，大力加强农业执法装备建设，不断改善装备条件，增强农业执法手段。要积极探索建立农业执法人员激励与保障机制，确保执法队伍稳定。
加强行政监督。各级农业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司法机关和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加强与同级政府法制机构的工作协调配合。高度重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群众举报投诉、新闻媒体反映的涉农问题，要认真调查处理并及时公布处理结果。上级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下级农业部门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
二〇一一年一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