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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评析
——我国国际私法对消费者之保护

于颖 武汉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消费者保护/保护性冲突规范/消费者经常居所地
内容提要: 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是我国首个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本文专门针对该条进行评析，认为该条款在我国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同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通过对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理论基础及适用方法进行分析，探寻第42条缺陷产生之原因，进而提出对该条款的改进意见。


　 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该法将于2011年4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的首部国际私法法典，其中第42条是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专门规定。虽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中都有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但是并未对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做出规定。《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规定是我国立法首次表明区别对待消费者合同与普通商业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立场，本条款最大的进步在于采用保护性的立法方式保护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突破传统连结点的局限，采纳新的连结点“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以此代替“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连结点；同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的适用予以限制。然而第42条的规定并不完善，欲洞见其内在原因，必须从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之分析与历史流衍的梳理中寻找依据。

　 一、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与历史流衍

　 与普通的商业合同相比较，消费者合同普遍具有如下特点：当事人掌握的合同标的物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了解的信息存在瑕疵；当事人地位不平衡导致双方不平等的定价权；[3]在出现纠纷后，由于诉讼成本高昂、程序耗时，消费者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因此，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立法都对消费者合同适用与普通商业合同不同的法律原则，以保护合同中的消费者。

　 （一）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

　 消费者保护的法哲学基础是：在消费者合同关系中，相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必须要通过立法予以保护。[4]保护性立法的天平是向弱者倾斜的，其正当性要从当代社会实质正义的价值目标中找寻依据。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两类，矫正正义的目的在于对错误行为进行修正，如通过赔偿对受害者的损失进行修正，此乃通过对错误行为的制裁得到个案结果的平衡而实现法律的正义目标；分配正义是通过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表现在将利益从某一社会集团向另一社会集团转移，以达到实质正义的目标。[5]将消费者作为弱者予以保护，通过保护性立法向弱者分配更多的利益，就是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发挥法律的正义功能。[6]

　 欧洲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有必要通过国际私法保护以消费者为代表的弱方当事人，以追求冲突法的实质正义的观点。[7]因为，如果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性规定仅仅停留在国内实体法的层面，即便是一国国内法以牺牲合同自由为代价来保护消费者，可能会出现被保护方的对方当事人选择保护程度较低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作为准据法，那么消费者还是得不到实质保护。因此，消费者保护的哲学基础必须延伸至冲突法的领域，对当事人的选择权限予以限制。[8]“有利的法”（lex favoritstis）这一冲突规范原则是消费者保护哲学在冲突法中的具体表现，即要适用对弱者有利的法律。“适用弱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这一冲突规范就是由该保护原则所派生出来的。[9]在消费者合同领域，“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的法律”结合“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则被国际公约与各国立法所最广泛采用，作为保护消费者的国际私法准则。

　 （二）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历史流衍

　 消费者法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现象而存在，[10]其历史并不久远。自由主义哲学赋予合同当事人最大的自由以追求经济利益，导致合同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有机会利用和压制弱方当事人，[11]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者保护立法运动伴随着战后消费者社会的成长开始迅猛发展，各国纷纷通过法律干预为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些保护性的制度逐渐形成消费者法。在国际私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消费者保护更是一个非常年轻而充满变幻的课题。传统的消费者合同一般都不具有国际因素，[12]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开放、交通的便捷、旅客的流动、通讯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为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进行跨国消费，全球化的趋势使得消费者在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愈发恶化，对跨境消费者合同中消费者的保护，国际私法的作用昭然不可没。

　 尽管美国是20世纪冲突法革命的先锋，但是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运动却是发端于欧洲。1980年，冯梅伦教授在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14次大会提交的《某些消费商品买卖法律适用公约》草案报告中，首次提出区别普通商业合同和消费者合同的适用规则，并提出对消费者适用特别的保护性冲突规范。[13]同年的欧盟《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即“1980年罗马公约”，就采纳了冯梅伦教授的理念并在第5条中规定：消费者合同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他法律，但这种选择不得剥夺消费者住所地法的强制规定所赋予消费者的保护。该公约确立了“有利于消费者原则”，是首个采用保护性冲突规范规则保护消费者的立法。[14]“罗马Ⅰ条例”[15]在2009年12月17日取代了“1980年罗马公约”，并延续了罗马公约的上述原则，规定消费者应受其惯常居住地国法律的保护，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不得减损此种保护的程度。受欧洲的影响，美洲国家近年来对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现出极高的热情，自2003年开始，美洲国家间组织（OAS）积极采取行动致力于跨境消费者保护国际私法的统一，提出一系列保护跨境消费者（包括跨境电子消费者合同）的国际私法公约草案。[16]最有建设性的是巴西政府提交的《美洲国家跨境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公约草案》，[17]该草案若获通过将会是世界上首部规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在各国国内法层面，欧洲国家较早在立法中确立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私法原则，例如瑞士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第120条就是一条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条款；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从欧洲迅速蔓延至美洲，美国从1981年在消费者合同的案件中开始采用保护性适用方法，[18]加拿大魁北克省也在1991年其《民法典》[19]中采用相关规定。至今，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中都已确立了消费者合同适用保护性冲突规范的原则。[20]

　 二、《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进步与局限

　 根据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1条，一般债权关系准据法的确定首先要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其次是特征性履行或最密切联系原则。而《法律适用法》第42条基于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将消费者作为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适用专门的向消费者利益倾斜的法律适用规则以保护消费者。该条可以融释为以下三点：第一，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为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第二，如果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三，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对于上述三条适用原则的深度疏解令人亦喜亦忧，问题举要如下：

　 （一）第42条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限制，但限制目的并不清晰

　 虽然“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确定合同关系准据法的首要连结点，[21]但是在《法律适用法》第42条中却首次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予以限制。传统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决定合同关系准据法最重要的连结因素，这一连结因素对于双方都是经营者的商业合同来说是可以接受的。[22]然而这一连结点适用在消费者合同中是否恰当？[23]因为在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会利用消费者的弱者地位通过格式合同条款，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此时的意思自治并非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体现，而是提供格式条款的那一方当事人单方的意思自治。[24]如果“当事人意思自治”开始成为强者支配弱者的工具，其在国际私法中的就毫无价值。[25]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消费者合同中必须予以限制。[26]虽然欧洲和美国各有不同的国际私法制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都持相同态度，[27]均对消费者合同中的“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进行限制，从而防止经营者诱使消费者签订格式合同、按照经营者的意图选择法律的现象的发生。《法律适用法》第42条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并非全然否定，根据第42条的规定，如果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这一规定并未完全放弃“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而是一种有限制的意思自治，限制消费者合同关系中的强者，将权力分配给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这种理念无疑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一次大飞跃。

　 《法律适用法》虽然在第42条上体现了立法观念的进步，然而第42条在未来的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的问题：首先，从选择的内容来看，是否只要选择商品提供地法律，就要适用之？是否无须顾及该地法律的保护标准是否低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的保护标准？也无须顾及该地的法律是否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的强制规范相冲突？其次，从选择的方式和时间来看，如果消费者的选择是在与经营者签订合同之时，若经营者提供的格式合同中规定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消费者签订了该合同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同意适用该法律？消费者在没有专业律师的指导下所进行的选择，是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达？因为其可能并不知道他选择的法律是否对自己有利。另外，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中的强制规则已经成为国际私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强制规则是不能被合同所排除、改变或限制的法律规定。[28]在《法律适用法》第42条中并未有相关规定，虽然本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但是也只是对我国法律中的强制规则做出规定，这种无视其他国家的强制规则的做法有欠周全。因此，第42条关于如何限制意思自治的规定不够严谨，不仅未达到保护消费者的预期效果，反倒会被商家钻该规定之漏洞而逃避某种法律的适用，最终结果是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实质性保护。

　 （二）第42条虽采用保护性连结点，但未明确区分保护对象

　 第42条采用新连结点，即“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并将其作为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连结点。这一连结点是20世纪初，为了解决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关于“国籍”和“居所”的冲突，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多方协调妥协的产物。[29]然而，将“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作为连结点却是1980年的罗马公约，第5条规定消费者合同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采用该连结点的理由在于，消费者作为非专业的个体，只能假设其对本国法律会有所了解，并不太可能了解外国法律甚至外国法院，对跨境消费者进行保护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适用消费者的住所地或居住地法。[30]目前“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公约以及各国国内国际私法立法中最重要的消费者保护的连结点。第42条对该连结点的采用，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进步的又一体现。

　 一般情况下，涉外消费者合同是消费者在本国购买外国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的合同。然而，现代社会中消费者主动前往外国进行消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目前国际公约和区际条约以及各国国内立法都有将消费者区分为主动消费者（active consumer）和被动消费者（passive consumer）[31]的趋势，并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前者是指主动前往商家所在国要求购买商品或在此地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如游客；后者即普通消费者是指受外国商家主动邀请，在其住所地国购买该商家的商品或服务者。普通消费者，即被动消费者应当受到其住所地或惯常居住地法的保护，而主动消费者则不应期待适用其住所地法。[32]显然，对于主动消费者合同也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这一连结点并不合理。欧盟的罗马公约虽未明确使用主动消费者和被动消费者术语，但是其限定适用保护性冲突规范的条件[33]符合被动消费者的含义。OAS的《美洲国家跨境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公约草案》[34]中，明确规定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概念并区别适用不同冲突规范。

　 根据第42条的规定，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这一规定可以剖析理解为：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消极的主动消费者合同），则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还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而无论消费者是在其经常居所地国消费（被动消费者合同），还是消费者离开其经常居所地国，主动前往经营者营业地进行消费（积极的主动消费者合同）。这一规定似乎有区分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的倾向，但是区分的界限过于模糊，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上会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仅仅将经营者是否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作为唯一标准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但消费者却并未在该地进行消费，而是主动前往位于某一外国的该经营者的其他经营场所进行消费，是否就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例如LV虽然在中国有专卖店，但是很多中国游客都喜欢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LV店购买其商品，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该经营者在中国也有经营活动就要适用中国法律的话，未免太过牵强。区分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的关键是看消费者在何处缔结合同，而并非经营者于何处经营。因此，第42条表现出我国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要对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区别对待，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细致区分“主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和“被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两个不同连结点适用的条件，对保护对象的界定不够准确，存在立法逻辑上的漏洞，将难以维持法律适用结果的公正性。

　 三、对《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困境之反思

　 如上所述，第42条对消费者合同做了特别的关注，是我国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飞跃。这些进步并非我国立法者创见，本条规定是立法者在借鉴许多国外先进立法范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现实状况而制定的。然而第42条仍然暴露出诸多缺陷，反思其原因，与横，对于国际公约及各国法律的最终适用结果未做充分的异中观同之比较研究，因此第42条与国外相关规定的法律适用结果不能保持一致性；与纵，因效法国外先进立法理念时取象忘意，未能够洞见其背后真正的立法目的及价值取向，遂在制定第42条时缺乏清晰的价值标准作为指导义理，恐难达到为消费者提供实质性保护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在完善我国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过程中，应该遍润如下两点：

　　前不久，某县一私立学校向银行申请贷款180万元用于购置图书和教学仪器等，拟用学校自有的教学大楼评估作价300万元作为抵押担保物。银行贷款审查委员会在研究此贷款时为私立学校的教学大楼可否作为抵押物发生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不得作抵押，但私立学校是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其财产可以抵押；另一种意见认为，学校的目的是教书育人，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其教学大楼不能作为贷款抵押物。
　　本文例子争议的焦点是对私立学校的属于“盈利性”还是“公益性”的认定上，继而引发对《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的适用上的分歧。
　　笔者认为，判断学校的教学楼能否作为抵押物，不能仅从抵押物所有权人的公立、私立属性上区分，而应从学校的办校宗旨和抵押物的社会功能上来界定。就本文例子而言，私立学校的教学大楼是不能作为抵押物的。
　　《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学校等以公益为目的事业单位的教育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不得抵押，规定的内容是清楚的。本条的规定表明两条意思：一是学校之类的事业单位应当视为绝对的公益单位，至于这类事业单位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担保法》并不考虑。我国《担保法》于1995年开始实施，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学校都是公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相隔两年之后，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此规定从行政法规的角度确认了私立学校的“公益性”。因而，私立学校并没因学校的投资者为个人而改变其设立宗旨的“公益性”。二是该校拟抵押的办公大楼属于教育设施，依《担保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属于不得抵押的财产。如果抵押之后学校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对教学大楼行使抵押权，那么教学大楼的所有权和功能将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学校教学职能的发挥，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且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抵押权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本文例子中私立学校的教学大楼是不能作为抵押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