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法应构建遗失物归还可获酬的法律制度
何 云 郭卫华
遗失物是动产的所有人、占有人因主观上的疏忽或自然原因致失落它处的而失去控制的物品。法学广义上的遗失物包括同性质的、同特征的漂流物和失散的饲养动物。遗失物经过一定时效后会成为无主财产，但其初始状态不是无主财产，也不是抛弃物。
遗失物在一定时效范围内，其所有权和持有权仍属于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一般都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归还失主(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也明确规定：“拾得遗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司法解释补充规定了拾得人负有无偿归还遗失物的强制性义务，否则将承担返还不当得利或侵权损害的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严重法律后果。这些，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保护失主物权的原则。
但是，我国民法通则未规定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获酬制度，虽然在一些地方规定给对拾得人进行奖励，但由于缺乏基本法律的支持，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法律规定虽然责任严峻，但由于缺乏权利动因，不利于激发拾得人返还遗失物的积极性，不利于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不利于人们道德观念的更新和升华，不利于调整因拾物及归还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使调整同一法律事实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严谨、完整和科学，笔者认为我国民法有必要设立归还遗失物获酬的法律制度，现特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其必要性。
一、有助于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
首先应肯定，对于遗失物应归还其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立法内容的正确性是勿容置疑的。根据民法理论，拾得不是物权的取得方式，拾得人应当将遗失物归还失主，否则构成对物的权利人的侵权行为，承担不归还的法律责任。然而该项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在现实可能性上，仅仅体现在那些已明知拾得人身份的人身上，而对身份不明的拾得人没有多大的约束作用。因为许多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时并不为他人知晓，即使被他人目睹，也因不知遗失人的姓名、住址无法人告知，公安机关即使帮忙查寻，也未必能象办刑事案件那样慎重和认真，只是在具有巨款和涉外因素的情况下例外。在多数情况下，遗失人只有通过“寻物启示”和沿途寻访等自身努力来寻找遗失物，失物能否最终复归的关键仍在于拾得人的道德水准。就伦理上的可能性而言，如果遇有道德素质欠佳的拾得人匿而不报，这就会给失主造成难于挽回的财产损失。而我们在立法中适度引进利益机制，则能把这部分人引导到拾金不昧的道德立场上来，最终的结果是使遗失人避免更大的损失。有学者对此质疑，认为获酬的法律规定未必能唤醒那些觉悟低下的道德良知而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全面分析，按道德觉悟对人群分类，在我国当前社会，道德觉悟极高的固然不小，但道德觉悟一般的才为最多，道德觉悟极低的是极少数。设立报酬制度，虽对多数觉悟极高的人无激励意义，但他体现了社会对这种道德的肯定和褒奖。而对那些觉悟极低甚至有盗窃、诈骗等犯罪思想基础的人，自然发挥不了积极作用，这主要须依赖法律责任来制裁他们。除去这两部分人外，尚存在大量的道德觉悟一般的中间人群，他们既不愿冒众人不齿而独吞遗失物，亦不愿自己承担大量费用寻找失主。获酬制度对这些人来说，会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因为他们本身具有一定觉悟，只是在利益面前意志有所摇摆，此时通过外力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是完全可能的。从心理上分析，拾物不交的拾得人也往往受良心责备，有的不敢公开使用拾得物，即使使用也存在心理上的惶恐感。如果允许归还获酬，使其名正言顺的使用合法收入，虽然利少，但心地安稳，他们定然会舍彼择此的。如在现实生活中，悬赏广告促使拾得人交出遗失物的情况便是例证。如果说我们的立法能对这部分人起引导、激励作用，那么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可喜的。其最终结果是维护了失主的权益。
我国立法有一条基本原则：立法要考虑实施的可能性和效果，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脱离现实情况，去超前立法，必然实施效果欠佳。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即现实生活中的拾得人成份复杂，思想觉悟、道德素养不齐。现行遗失物归还的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人人都是“活雷锋”，人人都能自觉归还、分文不取这样一种崇高的道德基础上，而这与现阶段全社会的道德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目前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达不到自觉归还遗失物的道德水准，即大多数人并非都似雷锋那样的人，而是普通人，脱离这个实施的法律规定是很难落到实处。多如牛毛的悬赏广告便是例证。纵然法律采取了严厉的强制责任，但这仅仅能制裁少数查明了身份的拾得人，却对那些不明身份的拾得人无可奈何，这便形成了实施效果欠佳的状况。
设立获酬制度后，还会使那些在流通和使用上受限制的遗失物的拾得人，更乐意选择归还获酬的方式。例如拾得机械上的专用配件，尽管价值可能很大，但自己用不着，出售又十分困难，而当废品出售的获利则可能少于归还后的获酬额。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拾得人是愿意归还遗失物的。不管其动机如何，但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失主财产权利的作用。如果不设立获酬制度，那么有的人可能因拾而无益而降低社会责任感，不尽对拾得物妥善保管的社会义务，使这部分财产遭受毁损或产生相关损害。因为法律并未强制人们遇物必拾，不拾不会产生法律责任。拾得不会带来利益反而会产生责任，拾物成了费力不讨好的额外负担，他们又何必自找麻烦呢?而这种消极态度必会使失主遭受并扩大损失。假如遗失物是化工类易腐蚀易污染物品，不及时为人所拾和保管，就可能给周围环境带来污染，影响社会的利益；如果遗失物为失散的饲养动物，则可能病饿致死，也可能会践踏毁坏庄稼或毁损他人财物，这无疑是失主和社会的一种不幸。所以设立获酬制度并不仅仅是对交还遗失物之人的吸引和褒奖，同时对社会也是有益无害的。
二、有助于我国遗失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只强调了对失主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拾得人利益的考虑，不仅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还使同一类失主或同一类拾得人间的利益悬殊，反映出无获酬规定的弊端，暴露出该项立法的有失公正和科学。众所周知，我国法律具有权利义务一致性的特征：任何公民不得享有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得承担无权利的义务。在民事权利义务方面，这种一致性反映得更为突出。而我国遗失物立法有关拾得人义务的规定，脱离了权利的对应性。立法将返还遗失物的义务从原来的道德规范上升至法律规范，而受褒奖的权利仍保留在原道德规范之中。对于拾金不昧的行为的评价，仍停留在“口头感谢”和有关部门及传媒表扬阶段，得不到法律用物质方式的肯定评价。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既然规定了拾得人拒交遗失物的强制性责任，那么对拾金不昧的拾得人应给予奖励性报酬。这才使法律规范体现出公正和严谨。诚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拾得人因保管遗失物的费用支出享有请求失主给予补偿的权利。但这一权利是同拾得人实际劳动、费用支出相对应的，而并非对拾金不昧行为的评价和酬劳，因此单靠此规定无法体现对拾金不昧的肯定性评价。另从失主的权利义务关系看，除少数是因自然原因外，多数物品的遗失是因物主存在保管不善的过错，而我们的法律从维护社会财产秩序、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出发，使他们享有“完璧归赵”的权利，同时免除了他们对自己过错承担任何责任的义务，这同样未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退一步讲，即使他们无过错，但物品遗失之后，其所有权或占有权便处于法律拟制状态，而不具备事实状态，要使法律状态和事实状态统一和结合，尚期待拾得人的归还。对这种实质意义的权利回归，他们理应付出一定的恢复代价，这才能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
再从现实生活情况看，失主采取悬赏方式来追寻遗失物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某地人民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广告消息，有时一天多达上十则。由于悬赏行为与不悬赏行为的并存，加之现行法律无获酬规定，势必在拾得人之间造成了同种行为不同“待遇”的差别。形成了有赏而交者获酬与无赏而交者无酬的反差，构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若比较和评价行为的性质，无悬赏而交还遗失物的品质更高尚，更应该受到物质奖励。此外，悬赏广告多为失主与拾得人之间的私人行为，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和规范，存在大量拾得人要挟失主或失主欺诈拾得人的情况。现实中已出现了大量此类案例，如果法律创设公平合理的奖励制度，就会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维护社会安定。因此，法律有责任建立这样的公正机制。
从现代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状况来看，对遗失物的拾得人进行奖励亦是世界各国的立法模式和理性选择。1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这类立法的动因及作用，合理借鉴，以保证我国遗失物立法的公正与完善。
三、有助于我国公民权利范围的扩大
我国公民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民法通则》对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也作了具体规定，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民事权利发展的过程看，民事权利的范围均呈扩大的趋势，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应当把公民的机遇发现作为公民取得新的民事权利的一种方式。一般说来，财产原始取得的多寡与劳动付出是成正比的。但现实中，并非一切财产权的取得都需付出同等的代价，而机遇性财产取得正逐步扩大其法律地位和范围。机遇性发现虽具有较大偶然性，尤其是那些体积很小的财物和可行走的动物，很难被轻易发现。其发现往往是机遇与努力同时并存。如北方某市一位女士洗衣服时，不慎将戒指冲入厕所下水道，尽管她撬开室外的排水沟，但百番周折仍未寻着，正当其失望罢手之机，一位清洁工上来帮忙探寻，竟轻易找着了。又如一位女士在河中游泳不慎扯落了项链，尽管许多人帮忙寻找，也未摸着。女士怀疑有人拾而不报，也就罢休，竟被一“矢志不移”的男士寻着并还给该女士。象这种情况都不具备民法通则所说的“由此支出的费用”的条件，难以适用按劳取酬的原则。对此，应按机遇性的发现赋予财产权。事实上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第一款对上述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的行为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的规定，体现了对这种权利的肯定。如山东“常林钻石”的发现人受到国家奖励应当说是这种权利的落实。而目前社会福利摸奖所获则更是一种机遇性的财产权。笔者认为，我国应确认这种机遇财产收入的合法性，并象其它国家一样，将其作为我国公民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式之一，这有利于我国公民民事权利的扩大和补充。
四、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完备
有的学者认为，对拾得人付酬的做法有悖于我国“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势必产生见利忘义、世风日下的不良后果。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首先，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应大力发扬和倡导，对那些分文不取的君子之风、模范之举应予肯定和颂扬。但从另一方面看，设立付酬制度并不妨碍这种高风亮节的继续发扬。因为它并不是强制拾得人非接受遗失人的酬谢不可。获酬既然是一种民事权利，象其它民事权利一样，就可由权利人处分和放弃，拾得人仍然可以谢绝酬谢。正如有的地方设立了对企业承包负责人的重奖制度，而承包人放弃了重奖一样。我们不必担心拜金主义抬头而不设立重奖，设立重奖不必然引起拜金主义。其次，获酬制度并不违背拾金不昧的本质特征。因为获酬的前提是归还遗失物，而归还本身就是不昧的体现。对不昧行为的积极肯定，也是推进文明、促进道德建设的方式之一。再次，从本质上讲，法律规定权利义务不对等也是对进步道德观的一种违背。最后，我国传统美德有“知恩必报”和“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说，作为因自己的过失丢失财物的失主，对拾得人使财产复归的返还之恩，也有按道德规范的要求表示酬谢的义务。我们既然把传统的道德上升为法律来约束拾得人，为什么不把传统的道德上升为法律来约束有过错的遗失人呢?最后从立法的动机、内容和效果看，凡对行为带有肯定和物质奖励内容的立法，正是法律倡导和认可的行为，具有呼唤、激励该类行为蓬勃兴起的积极作用。
因而从立法上确认归还遗失物的获酬，正是倡导“拾金不昧”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我国许多地方设立了“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其目的：一是对已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给予肯定和奖励，二是鼓励和号召更多的人去发扬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而决不能因其带有钱财因素认为其违反了我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应全面的理解道德概念，在观念上有所更新，使我们的道德观更为完善。
五、有助于公平调整涉外法律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来我国或我国公民去外国考察、学习、经商、旅游等相互往来的情况剧增。这些往来中，难免发生拾遗和遗失的情况，由于住所地和发生地的法律不同。调整这类关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截然不同，这往往产生对我国公民不利和不公平的现象。如我国公民在国内拾得外国人遗失物应无偿归还，而在国外遗失了物品则需付酬取得，对同一主体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当然，这种假设似乎缺乏逻辑上的缜密性：即未考虑外国人成为我国境内的拾得人和我国公民成为外国公民地域的拾得人的情况。诚然，这两种情况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际中也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定量分析，我们就会得知，拾得人的机遇是同发生地国籍人的数量成正比的。本国人到外国去，与当地人的比例悬殊，拾得人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这就造成了法律上貌似公平，而实际的不公平。显而易见，外国人来我国后的遗失风险减少，我国人去外国后的失物风险增大。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了对我国公民的不平等，降低了我国公民在国际交往中的身份和地位。设立获酬制度，则可通过调整涉外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消除这种差别。
六、有助于解决当前事实存在着的获酬争议
目前，社会上不少失主为了追回遗失物，较普遍地采取悬赏方式，这种方式也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达到了维护失主财产权的目的。但由于悬赏广告普遍存在不规范性、不确定性，即使内容明确的悬赏也不乏失主事后反悔的情况，由此经常发生一些酬金数额纠纷，同时由于悬赏广告的地位、效力尚未得到法律的确认，便给司法机关处理这类纠纷带来了无法可依的难题。从理论上讲，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权利放弃是不会受到法律干预的，但由于悬赏广告的意思不明或效力推定，在法律无获酬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处理这类纠纷时常举棋难定。如某市甲运输公司遗失数件货物，便在电视上做悬赏广告，表示拾得人将货物归还后必有重谢。乙拾得人看到电视后，便按要求承诺，将货物送交甲公司。结果甲的“重谢”使乙大失望，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最终闹上法庭。法院在审理中虽然适用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但对“合理”的尺度仍把握不准，致使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都不满意。假若法律有获酬的具体规定，解决这类纠纷就有法可依了。
综上所述，设立归还遗失物的获酬制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有着积极作用，而且也是可行的。现实中，一些地方对拾得人给予奖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一项法律制度的设立是一项严肃而又复杂的事情，即使被论证、检验是正确和科学的规范，也未必不存在一点副作用。我们只是应采取将负效应同正效应进行全面比较的原则和方法，对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本文仅浅析设立归还遗物获酬制度的积极作用，并非说它没有副作用而完善无缺，而是认为其某些消极作用可采取相应措施，以限制到最低点。如获酬比例确定是百分之十还是百分之三十?如何保证大额或巨额遗失物失主的承受能力?比例可否采取诉讼费收取的递进计算方法?获酬额是否实行上限制度?这些思路都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副作用进行恰当的限制。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在此赘述。总之，我们应观大局，看主流，不因该制度存在的某些副作用而放弃该项制度的设立。
值得高兴的是，1999年5月17—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物权法”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慧星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稿建议稿》。草案中第一章第三节关于“拾得”规定：拾得东西，应及时向失主报告，失主应向拾得人支付相当于遗物价格20％～30％的报酬。这个信息表明，建立失物归还获酬的法律制度，已经提上了立法部门的议事日程。但须强调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创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纵观任何一部法律的产生，从立项起，到反复论证，通过并公布，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而现实生活中又急需规范，不能机械地等待成文法制订出来之后，再来约束之。对于大量的失物索酬纠纷，现阶段可以由最高审判机关作出司法解释，并在实践中先行作为恰当处理此类纠纷的法律根据。3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
1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拾得人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应统一的：即在规定拾得归还义务和违者承担民、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拾得人获酬的权利。如英国规定获酬是该项遗失物的10％；法国民法典规定，沿海的遗失物三分之一属于拾得人，陆地上的遗失物以全部属拾得人为原则；德国民法典第973条规定，拾得人在向主管官署报告后经过六个月仍未有受领者，拾得人将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日本则制定了单行的遗失物法，对拾得人的酬劳金作了具体规定。就是与大陆具有同一传统道德观念的我国台湾省，也作了类似规定，如台湾民法物权篇第805条规定，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除受偿保管费外，可“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其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
2据1997年10月9日《人民公安报》报道，重庆市公安局出租车治安管理办公室规定，按所拾得物价值1％至5％奖给拾金不昧的驾驶员，奖金由公安部门先行垫付，而后由遗失人支付。该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乘客遗失财物在车上的事经常发生。1990年以前，出租车驾驶员主动上交拾物到出管办的事每年有190余起，但所交拾物大多值不了几个钱。而每年乘客在车上遗失贵重物品的事件则达290余起，丢失的财物主要有手机、照相机、装有巨款的密码箱、钱包等，驾驶员主动上交这些贵重物品的不多，大多遗失物被一些觉悟不高的驾驶员占为己有了。推行拾物有奖办法6年多来，出管办共收到驾驶员上交拾物达4600多起，平均每年700多起，是该办法推行以前的3倍多。所交拾物有手机290余部，其他还有照相机、现金等，总价值达700余万元，平均每年100多万元，为以往上交拾物价值的10多倍。另外还有国家机密文件、工程设计图纸等。由此不难看出，有无奖励，极大地影响着遗失物的交还数量和重大价值物品归还的比例。这种名义上是奖励，实际上就是由失主支付酬金，只是表面上由于传统社会心理不便承认而已。从重庆的这个作法所产生的巨大实效来看，无疑为我国民法建立失物归还获酬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证。
3由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立法起步较晚，许多规定存在欠缺和粗疏，基于法律规定大量滞后于社会关系这一事实，最高人民法院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对于及时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正确化解纠纷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笔者有理由相信，对失物归还获酬作出司法解释，一定是可行的。
铁路卫生防疫站管理办法
铁道部
铁路卫生防疫站管理办法
1986年11月14日，铁道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铁路卫生防疫站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在防病灭病中的作用，保障铁路职工、家属和旅客的健康，为实现铁路现代化服务，根据《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精神，结合铁路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2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是铁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用预防医学理论、技术进行疾病控制、监测监督、培训科研、健康教育的综合性专业机构，是辖区内卫生防疫业务技术的组织、指导中心，是执行国家卫生法规的监督机构。
第3条 铁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检查本办法的实施。
第二章 工作内容
第4条 流行病
开展流行病监测。收集、整理、分析本地区的发病、死亡等有关资料；研究流行因素，掌握流行规律，进行预测预报，制订综合性预防措施，并组织指导、实施和评价其效果。
当甲类传染病发生或其它传染病流行时，要及时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对散在的一般传染病进行处理时，指导患家进行消毒。
负责分配生物制品，检查、指导预防接种工作。做好计划免疫、效果观察和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调查处理。
依据《铁路急性传染病管理实施办法》，监督、检查医疗机构的疫情报告、传染病管理工作。
第5条 消毒、杀虫、灭鼠
对辖区内病媒昆虫、动物进行监测，掌握种属、密度、生态习性和消长规律，制订防治措施。
负责管内主要车站及旅客列车、行车公寓的定期预防性杀虫、灭鼠，并监督指导各车站、旅客列车及其它站段的日常杀虫、灭鼠工作。
对军用代客弄车实施预防性消毒。
对托幼机构、公共场所、生活福利等单位的消、杀、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有计划地监督、监测管内医疗机构的消毒工作质量，并指导其不断改进消毒方法。
对疫区组织、指导、实施消毒、杀虫、灭鼠工作。
研究与改进消杀灭药械及方法，不断提高防制效果。
第6条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对运输、生产、基建的劳动环境的各种有害因素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进行监测。
对新化学物质、新工艺、新产品的职业性危害进行监测。
对所辖单位进行预防性和经常性卫生监督，配合有关部门，参与改善劳动条件，并对各种职业性危害的防护措施进行卫生学鉴定。
收集、整理、分析职业病报告资料，系统掌握职业病发病动态。
组织参与对从事有害作业人员的就业前体检和定期健康检查。
参与职业病诊断、劳动能力鉴定和急性职业病的调查处理。
对运输、装卸放射性物品和劳动现场进行监督，对接触或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的劳动条件进行监测，对防护措施效果进行卫生学鉴定。
隶属卫生防疫站的职业病防治所，承担门诊、家庭病床的治疗工作（职业病患者的住院和疗养，分别由医院、疗养院承担）。
第7条 站车卫生
对旅客列车旅行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及其对旅客、乘务人员健康影响进行监测，提出改进措施，协同有关部门改善卫生条件。
对客运车站、旅客列车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
按《食品卫生法》和《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实施办法》，对站车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食品供应进行监测监督。
指导客运部门进行餐茶具消毒，并做好效果评价。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和《铁路交通检疫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列车检疫。
第8条 食品卫生
根据《食品卫生法》和《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实施办法》的规定，履行《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三条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八项职责，对管内饮食单位和食品生产、加工、贮存、运输、销售的卫生条件和食品卫生质量进行监测监督。
对集体食物中毒和食品运输污染进行调查处理。
对食品运输污染与人体健康关系进行监测。
有针对性地进行营养状况监测，提出改善膳食的建议。
第9条 学校卫生
对中小学生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分析影响健康因素，提出保护和改进意见。
参与中小学学生的定期健康普查，培养学生卫生习惯，保护视力，指导并参与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矫治。
协助教育部门培训学校卫生人员和保健教师。监督、指导教室卫生、教学卫生、青春期卫生和体育卫生。
第10条 环境卫生
对管内环境（空气、土壤、水体）卫生状况及其有害因素与人体健康关系进行监测。
对工业“三废”、噪声、医院污水污染环境情况进行监测、评价，提出改善建议。
对治理环境污染的设施进行效果和卫生学鉴定。
对生活饮用水源进行定期监测，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监督实施；监督、指导生活饮用水的消毒工作。
对粪便、垃圾、污水处理进行监督与技术指导。
对俱乐部、游泳池、浴池、理发室、公寓、招待所等公共场所和服务性行业进行监测监督。
按部颁有关规定，对铁路工程工地生活卫生进行监督和技术指导。
第11条 检 验
承担卫生防疫业务各项检验任务。开展微生物、寄生虫、血清免疫、生化、毒性、毒理、理化、仪器分析、职业病监检等各项检验任务。在各种检验工作中，注意开展质量控制。
参与制订、修订卫生标准，参加有关科室的专题科研工作。
第12条 健康教育
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科学知识，提高铁路职工家属、旅客讲究卫生的自觉性。
收集、编写、制作卫生宣传资料、职业卫生教材、电化教材；举办卫生展览、卫生咨询和卫生科普讲座；编写发行卫生报刊。为报刊、电台撰稿、组稿。
组织宣传网和社会宣传力量，建立健康教育橱窗、画廊等宣传阵地。
第13条 根据有关条例、规定、标准，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进行预防性卫生监督。
第14条 负责卫生防疫业务技术培训，接受医学院校学生的生产实习任务。
第15条 根据卫生防疫工作实际需要，开展专题调查和应用科学的研究。
第16条 对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总结鉴定群众所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技术经验。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17条 铁路局设中心卫生防疫站、铁路分局设卫生防疫站，其他单位的防疫机构设置由各单位根据需要自行确定。
第18条 人员编制
各单位卫生防疫人员编制，根据卫生部及国家编委（80）卫防字第46号、（80）国编字第39号联合颁发的《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按医药卫生人员总数内的百分之七的比例标准参照执行。
凡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任务繁重的，以及有医学院校生产实习任务的，或新增另外机构的卫生防疫站，其增加的人员配备由各局酌定。
各级卫生防疫站，每十名卫生技术人员中，高、中、初三级人员比例为：
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5∶4∶1
分局（工程处）卫生防疫站： 4∶5∶1
线路（工厂）卫生防疫站： 3∶5∶2
（注：高级指医师以上人员，中级为医、技士，初级为防疫员等）
按以上精神缺员的单位，今后用大专、中专毕业生补充，以保证卫生防疫工作质量的提高。
行政、工勤人员占全站人员总数应在18～20％以内。
第四章 队伍建设
第19条 卫生防疫人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医德教育，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技术水平，热爱卫生防疫事业，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20条 站长和科主任应按“四化”标准，由具有一定组织才能，熟悉卫生防疫业务的技术人员担任。把主要精力用在组织管理和业务技术上，并亲自参加部分业务工作。
第21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实行站长负责制。站长要根据上级的部署，对全站行政、业务等项工作实行全面领导。
第22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卫生防疫人员的业务培训，在学好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搞好基本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国内外现代医学理论和先进技术，扩大路内外的医学信息交流、学术交流、技术交流、经验交流，加速技术进步，强化服务能力。
第23条 行政后勤人员要树立为业务工作和全站职工服务的思想，认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全站顺利开展业务工作创造条件。卫生防疫人员与行政后勤人员要互相尊重，团结协作。
第五章 行政管理
第24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各级人员必须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运用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第25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在执行卫生监督时，应着重运用说服教育、督促帮助的方法，以达到改进工作、符合卫生标准的目的。对屡教不改，造成不良后果者，要按国家颁发的卫生法令和监督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26条 要努力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实行方针目标管理、标准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充分发挥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管理职能，使各项工作具有科学性、计划性、系统性。
第27条 要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各科室和各类人员职责、技术操作规程和以工作质量为核心的岗位责任制考核标准。定期检查分析执行情况，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第28条 要加强卫生统计，做好原始资料和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建立技术档案，作为制定计划、指导工作的依据；要逐步建立反映卫生防疫工作的数量、质量和效率指标，做好考核评价工作。
第29条 建立健全信息网络，沟通上下信息，做好信息反馈。加强技术情报资料的收集、传递、贮存和应用工作。
第30条 要保持专业人员相对稳定，不要轻易调动，不要抽调专业人员做非专业性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精神，做好聘任工作，尤其要重视发挥优秀人才的专长和作用。
第31条 加强经济管理，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努力提高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讲究经济效益，要逐步实行卫生防疫工作成本核算和综合经济承包责任制。适当地开展以医学技术服务为主的对外有偿服务，组织合理收入，增收节支，使卫生防病耗费得到合理补偿，更好地完成防病灭病任务。
第32条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要有计划地配备、更新仪器设备，并切实加强管理。对大型精密仪器要严格执行使用、保管，检查、保养、维修制度。要重视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作用。
第33条 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热情关怀，不断培养、大胆使用，发挥专长，人尽其才。对调做业务技术管理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其待遇应与卫生技术人员相同，对老年卫生技术人员要妥善安排。
第34条 根据医药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升条例等有关规定，对卫生防疫人员要进行定期考核。对有成就或有突出才能的卫生防疫人员，要在工作条件上重点保证；对有发明创造或工作优异者给予表彰奖励。
第35条 对在工作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传染病人，病原体、病媒昆虫、动物及其污染环境的各级卫生防疫人员应按标准发给防疫津贴和个人防护、劳保用品。
第36条 要保证铁路卫生防疫站有足够的工作用房。根据卫生部（83）卫防字第61号文件关于《各级卫生防疫站建筑标准（试行）》的规定，铁路卫生防疫站的建筑标准，可按30～35平方米／人计算；设有职业病防治所、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环境保护监测站的站，按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增加标准。各工作用房使用面积分配可参照卫生部关于地区站、县站的标准部分。
第37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的仪器、设备、器材、交通工具等，参照卫生部（83）卫防字第61号文件关于《各级卫生防疫站器材装备标准（试行）》的规定配备，中心卫生防疫站和分局、工程处卫生防疫站，可分别比照地区站、县站的标准装备。
第38条 铁路卫生防疫经费按铁道部财务局、卫生局财办〔1986〕28号、卫办〔1986〕9号联合文件第四项规定办理。各局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84）卫防字7号文件精神，参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自行制订卫生防疫事业经费标准试行。
第39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进行工作时，要处理好与基层生产单位、医疗单位、爱卫会办公室及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科研教学等部门的关系。对医疗单位，在卫生防疫工作上是业务指导和监督的关系；在防治疾病等方面，是在卫生行政部门统筹安排下，共同配合做好工作的关系。爱卫会办公室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卫生防疫站是卫生防疫专业机构。卫生防疫站对环境保护、劳动保护，主要是承担监测任务，提出改善建议，督导落实。与科研和教学单位，要加强协作，促进技术进步，搞好科研、专题调查、技术人员培训和学生的实习。
第六章 附 则
第40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其解释权归铁道部卫生环保局。
第41条 一九六六年铁道部（66）铁卫防字第263号《公布关于进一步改进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的若干规定》。一九七二年原交通部（72）交财字248号《关于加强交通卫生和防疫工作的通知》两个文件同时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