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吉林省吉林市人大常委会
吉林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03年7月25日吉林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 2003年9月27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2003年10月20日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24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及户籍在本市离开本市行政区域的公民，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并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行综合管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编制人口计划草案，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指导、检查、监督；
（三）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指导计划生育协会工作；
（四）管理发放《生殖保健服务证》，审核发放《再生育证》；
（五）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工作，组织与计划生育有关的病残儿和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鉴定；
（六）负责对计划生育药具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七）受本级人民政府委托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责任制和综合管理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八）查处计划生育违法行为。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三）统计上报人口与计划生育报表。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社区）委员会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村（居）民自治内容，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负责本村或居住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宣传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宣传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知识；
（二）依法出具有关婚育证明；
（三）指导已婚育龄夫妻落实节育措施，发放避孕药具；
（四）掌握人口变动信息，报告人口计划执行情况；
（五）管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村民小组（社）配备兼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负责本组（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宣传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计划生育生殖保健、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知识；
（二）按时准确报告人口信息变动情况；
（三）协助管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村民委员会可以设立计划生育服务站，村民小组可以设立计划生育中心服务户，推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七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管理责任制，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责任制完成情况作为考核相关部门履行各自职责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公安部门在办理出生人口落户手续时，须查验《生殖保健服务证》或《再生育证》及有关计划生育证明；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及时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通报。
第九条 工商部门应当并配合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个体工商户落实处理措施。
第十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在办理用工手续时，须查验婚育证明，并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本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基层政权建设规划。在办理协议离婚工作中，须真实、准确记载当事人的婚姻及子女情况；对符合社会最低保障条件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优先给予保障。
第十二条 卫生部门会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对医疗、妇幼保健机构和个体诊所开展有关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监督管理。
医疗、妇幼保健机构接待产妇分娩，须查验《生殖保健服务证》及有关计划生育证明，发现有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应在七日内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第十三条 财政部门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
第十四条 文化、卫生、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
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和文艺团体应免费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公益性宣传。
第十五条 农业、人事、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法定代表人负责制，确定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本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并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其主要职责：
（一）负责组织对职工（含临时工）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有关的技术服务工作，保障实行计划生育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落实职工晚婚晚育、节育手术和独生子女等计划生育奖励优惠待遇；
（三）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及其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查处本单位职工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四）向离岗人员居住地或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报其婚育、节育情况，并移交离岗人员计划生育管理手续。
第十七条 计划生育协会应当组织群众开展计划生育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活动，发挥会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示范、宣传、服务和监督作用，协助政府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
第十八条 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其工资应当全部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第十九条 依法登记结婚的育龄夫妻，符合法定生育年龄，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可以自由选择生育时间，由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社区）委员会出具相关证明，到女方现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领取《生殖保健服务证》。
第二十条 夫妻已生育一个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第一个子女是病残且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三）夫妻双方均为人口一千万以下少数民族的；
（四）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鉴定，夫妻一方曾患不孕症，收养子女后又怀孕的。
第二十一条 夫妻双方为农村村民或者从事承包经营并不再领取工资的农、林、牧、副、渔场的职工，已生育一个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三）男方到女方家庭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的；
（四）夫妻一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均无子女，并不再生育的；
（五）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
第二十二条 再婚夫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夫妻双方均为农村村民，或者从事承包经营并不再领取工资的农、林、牧、副、渔场的职工，一方无子女的；
（二）夫妻一方丧偶，另一方无子女的；
（三）夫妻一方为离异有两个以下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四）夫妻双方各有一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第二十三条 公民依法收养子女，不影响其按本条例规定生育；违法收养子女，视同本人的生育行为。
第二十四条 夫妻双方均为农村村民，在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中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的，可以在转为城镇居民后的四年之内继续适用农村村民的再生育政策。
第二十五条 符合再生育有关规定且属于下列情况的夫妻申请再生育的，由双方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社区）委员会出具婚育证明，经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市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发放《再生育证》。同时发放《生殖保健服务证》：
（一）夫妻双方均为本市城区非农业户口的；
（二）夫妻一方为本市城区非农业户口，另一方为外省、市（区）非农业户口的；
（三）第一个子女为病残的；
（四）再婚夫妻一方子女为病残的。
前款规定以外的人员申请再生育的，由双方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社区）委员会出具婚育证明，经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报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后，发放《再生育证》和《生殖保健服务证》。
符合本条例规定申请再生育的，领取《再生育证》后方可怀孕生育，但是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二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或居民（社区）委员会应当按照自治章程与育龄夫妻和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责任书或合同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
第二十七条 实行优生优育指导和出生缺陷监测、干预制度。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建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并将其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利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宣传普及优生优育等计划生育知识，开展孕前、生育前技术监测和干预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防止或者减少出生缺陷婴儿，提高出生婴儿健康水平。
第二十八条 育龄夫妻凭《生殖保健服务证》接受生殖保健和出生缺陷监测、干预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夫妻一方经医学鉴定，患有不宜生育疾病的，可以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指导下，采取长效节育措施。
已生育过出生缺陷儿的夫妻、家族中曾生育过出生缺陷儿申请再生育的夫妻，妊娠前应到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接受孕前检测和优生优育指导。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对产前胎儿诊断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或严重缺陷疾病的，应提出中止妊娠的医学建议。
第三十条 实行计划生育并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的育龄夫妻，可以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孕情检查、宫内节育器的放取和检查、人工中止妊娠术、输卵（精）管结扎术等基本项目的技术服务。
第三十一条 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中止妊娠。
第三十二条 申请病残儿鉴定的，须向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初审后，由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当事人对医学鉴定有异议的，可以向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
第三十三条 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与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妇幼保健机构，须按照批准的执业范围和服务项目，对已婚育龄妇女开展孕情检查、随访服务工作，承担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严禁个体医疗机构从事计划生育手术。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员，应当指导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
第三十四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临床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并须按照取得的相关执业许可证和相关执业资格证书载明的服务范围和服务项目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人员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由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审验。
第三十五条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计划生育药具发放、供应管理制度和零售市场经营管理制度，合理设置计划生育药具零售网点。计划生育药具经营者须经审查合格后方可从事相关的经营活动。
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不得倒卖或变相倒卖政府免费提供的计划生育药具。
第三十六条 实行晚婚、晚育和接受计划生育手术的公民享受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优惠待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接受输卵（精）管结扎手术和施行中止妊娠手术的，由所在单位发给一定数额的营养补助费。
第三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独生子女入托（园、学前班）的保育费、十六周岁以前入学的杂费和医药费由其父母所在单位给予适当补助或报销，具体补助额度和报销标准由单位自行确定。
第三十八条 市、县（市）区、乡（镇）街、企事业单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由所在单位根据条件和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助。
各级计划生育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职称评聘，属专业技术类型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其他人员及企事业单位的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可按政工系列评聘。
第三十九条 对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在乡（镇）街、企事业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岗位连续工作八年以上，在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直属单位工作十年以上的专职工作人员，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并由其所在单位给予奖励。
第四十条 鼓励公民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监督，对举报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行为经查实的，由被举报人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生育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直接作出书面征收决定，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第四十二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征收决定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
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实际困难的，应当自收到征收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征收决定的机关提出分期缴纳的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作出征收决定的机关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的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分期缴纳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当给当事人开具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社会抚养费收据。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2‰的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人员，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女职工产假期间，生育费自理；国家工作人员除缴纳社会抚养费外，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二）子女入托（园、学前班）的，不报销保育费；在本单位入托（园）的，按标准交纳保育费；
（三）担任社会职务的，建议取消其社会职务。
第四十六条 拒绝、阻碍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或者打击报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由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依法给予经济赔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不服的，或者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以外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按照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吉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若干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公民涉外婚姻生育，由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管理。
第五十条 本条例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1994年8月14日起施行的《吉林市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 劳动者； 劳动力 ；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正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与低贱的劳动到给予法律肯定和人文关怀之“新装”的劳动权，从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之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凸显了社会人的价值重估与人本位之理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调衡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不断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权之动态表现——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曾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地位“下贱活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
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
第二：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
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
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权之载体——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的问题，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笔者认为，这是有背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歧视之嫌。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权之基点——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或显性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四、劳动权的历史渊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