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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翼城县政府司法工作报告中请示薛凤娥、杨桂英命案问题和赵兰英军婚问题的批复

1950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前据呈送1949年11月份司法工作报告，业经详予查阅，兹就其中提出之三案，说明本院意见如下：
一、薛凤娥赤体投井毙命案
刑事命案最经重视勘查，不仅要注意于尸体全身的内外检验，还要注意到犯所及尸身周围现场的一切事物情况，加以精细的勘验、查讯和记录。对于有关材料亦要加以扣押保全，以为侦查犯罪事实及发现犯人之用。如在初行勘查时不予注意，事后再度复查即困难重重，难于求得真相。据称薛凤娥的尸体系1949年11月15日天色已明时从180多尺的深井中捞起。在未捞起尸身前先由董之兰于井口发现两只鞋，经聂长庚认明是聂仁龙的，就应该注意向董之兰查问其看见的两只鞋在井口地上是怎样的情况；如两鞋是否平整地并列着，抑不规则地抛散开了；是正面的鞋口向上抑反面的鞋底向上；鞋头是否正对着井口，抑相反或侧面的方向两鞋不一致；距离井口多少远；都与死者是否自己投井抑被动投入有重大关系。又井深180多尺，最下节有4尺，周围用砖砌成，砖角甚多，虽均叙明；但在地面上有无井栏，其周径及高度若干，井底是否平整，井水深浅如何，井的位置与死者卧室方向和距离如何，亦都可作为有关系之材料予以调查。还有死者在未入井前是与其夫同室同铺，其夫穿衣起床，因不见自己的鞋子才另穿了两双棉鞋，其床前是否尚有死者本人自穿的鞋子，聂仁龙时找不见自己的鞋，为何不就穿死者的鞋而另穿两只棉鞋？这也可从有关人证方面试行查询，或且对于发现真实上能有一些帮助。
关于三次检验尸体在伤疤上的怀疑，已由本院把来件全文发交检验员，经过他们研究后，已据检验员傅长林提出书面意见，兹将原文检发参考。不过这种意见也只是根据学理上的探讨，对于薛凤娥身死的真实原因还应就一切具体情况调查。案关人命，枉纵自均非所宜。
二、杨桂英迫死其翁史正庆案
史正庆的死亡如已验明，并经认定确属自缢毙命，别无他故，则杨桂英对于死者身前虽嫌无状，但于死者之自缢是否即应负担刑事责任，尽有研讨余地。如认为不能全免刑责，而有确如来文所述之执行困难的情形，亦可酌为缓刑之宣告。
三、军属赵兰英坚求离婚案
赵兰英之夫郝春久自1945年参军以后，曾于1946年回家一次，1948年（即来文所称之去年）6月又从河南有回信到家，本于这种情况按照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自虽迳徇赵兰英之请求判准与郝春久离婚。
现赵兰英竟因未达离婚目的而在你县逗留不去，无赖要挟，除仍宜教育说服外，应在设法帮助她查明郝春久最后回信到家时有未写明他所属部队番号，进而转向组织方面详查郝春久的行踪，把赵兰英坚求离婚和无赖的情况对郝说明，请求其所属首长代为说服，如得其同意的回复，亦可判离。倘因查不出番号，无从进行，而赵兰英又始终不肯离县，宜在斟酌当地情况，商请妇联方面协助说服，或代为设法安插于教养生产的机关，使其参加生产劳动，以逐渐改变其情绪。

附：检验员意见书 （1950年1月7日）
查无论何种钝器致伤，则有其一定之伤型。若伤之部位不平正时，即能改变其定型，一如其部位之模样，至其颜色亦分伤之轻重大小，未可以器械定论。如在水中伤者，血液易被洗去，毫无凝血。若伤后入水者则反是。今查检验薛凤娥尸体情况，谓其脑后有两个血窟窿，右边是长圆的“较大”，左边是园的“较小”，是其伤之部位平正，并未具有器械之定型。又谓“右边伤口发红发白”，显有在水中致伤易被洗去之模样。“左边伤口发青”或者因伤口小、出血少、血液有渗入近傍组织之倾向，但亦未可谓为非在水中致伤者。惟查头部肌肉较薄，如无血肿情形，只不过二、三分；所谓“直深四分斜有二寸余深”，“深一寸九分”之语，不知是何量法？如果所量深度不差，则恐是头骨损松已探入脑腔中矣。因头骨厚，亦不过一、二分，若骨松，应查其松骨形状是否与伤口一致，如非一致，乃因暴力过强，震撼头骨碎裂所致，则与跌伤相近。如为火柱致伤，其骨孔应与伤口一致。而火柱致骨，未必即深透入骨。次谓“右肩膀跌落，右臁肋骨折，右膝弯有红伤，是骨折顶破皮的样子”，意很明显；然未说明在皮肉上有无血阴，若无血阴，则与从高坠落之尸体在外部属无明显损伤，内部则可生大骨折之义相同。总起来说，其伤除脑后左边之伤以外，皆在右方一面，与从高而下跌伤只在一边亦属吻合。至于从高投下，头部首当其冲，与躯体之左右情势不同，故未必即生一处伤痕。况查薛凤娥所投之井有18丈之深，必是高原，井水是否较浅，井底有无其他物体存在，均有查勘之必要。从其右手泥土较多上看，亦可推想水或不深，是否，尚待实际调查。至谓“妇女平常不愿赤身露体”乃属常情，因其虽然睡歇，即未可定。原在产后身体尚未恢复正常，若神经受有重大刺激，禁心不住，一时气愤难伸，不及穿衣或则有之。如果被伤，应在卧位（因其已然脱衣睡歇）其屋内床褥间必有血迹，伤之深度似不应向于下方，应向于其他各方。若谓于威胁时所伤，或不止脑后左边一伤而已，且在死后遗弃尸体井中又未能生有若大面积之大骨折也。
以上系根据书面与学理上出具意见，藉供参考。至于真实情况，尚请从事实调查。
检验员 傅长林


从“公司管控”之观点论如何加强董事权责

杨凡 湖北省五峰县人民法院 443400


内容摘要：公司必须依法设置机关以遂行公司各项经营活动。董事作为公司运转核心，对于
资格、权利义务、行为责任、董事会之组成运作、决议等为公司法说讨论之热
点，本文希望透过对公司法制董事及董事会之制度作全面的讨论，并就现行法
之缺失及比较法上之优劣作检讨，希望能导正目前董事违法，滥权之缺失以改
善我们的“公司管控”之法制。

关键词：公司管控

一.前言
公司必须依法设置机关以遂行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公司机关之运作，原本系私法自治原则，由公司章程决定其产生方式 职权,改选及行为责任诸事宜。然而，由于公司在经济意义上与社会整体利益有关，法律必须提供适当规范而非听任其自由形成，以免有心人假私法自治之名而利用公司此法人组织牟取私利，此点对大众化，公开性之股份有限公司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公司法究竟应如何规范企业运作，方为适切，就涉及近年来各界热烈讨论的“公司管控”①这个议题。
所谓“公司管控”应包括“管理”与“监控”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指公司通过自治方式来“统管”或“经理”业务，例如设置股东会作为最高意思机构；第二个面向为采取适当监控机制来“监督”或“控制”公司事务，例如设置董事会来监督公司业务经营，并课以各种义务或责任以防止违法滥权。因此，如何设定各种“公司管控的相关制度与机制，以发挥公司组织“兴利”，与“防弊”的双重功能，可谓公司法的核心问题。
就董事是否称职而发挥其业务机关之角色而言，英美法上将之归类于“注意义务”，与我国公司法中将董事与公司间法律关系定性为委任关系，而要求董事之业务执行须尽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 相比较，实际规范有许多不同。民法委任关系基本上针对委任人对受任人为特定事务处理之授权而为设计，就特定事务之处理，受任人是依委任人之指示，被动性的行为；然而董事是公司之法定，经常业务执行机关，且以公司事务之专门性及股东与公司间关系而言，股东不可能对公司业务之执行详为指示，而董事亦须主动地配合各种商业状况，公司情形为经营策略之调整，故就董事注意义务不应仅就善良管理人角度出发，而应赋予董事经营行为更大空间，就此点英美法上有所谓“商业判断原则”可供参考。
我国公司法对于董事之义务与责任，仍然以民法委任契约作为董事与公司间权利义务关系之基本架构。此因公司法基本上参考日本商法，公司法编之规定，而日本法中关于董事对公司之义务与责任，亦是以委任关系为基础。在委任关系下，受任人对委任人负的是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计算义务。但董事是公司管理的控制者，董事会作成之决议即为公司平时业务执行行为之依据，故董事之权利早已超越依委任人指示处理委任事务之受任人，而为公司运作之中枢神经。此外，民法之委任关系以二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为基础来设计，受任人对委任人委任之动机未必明了，与委任人之利害关系多不密切；而在公司与董事关系上，董事一方面身为公司业务执行之要角，一方面洞悉公司各项业务机密，此种内部人之特性极易使董事有各种机会牟取私利，这种特性亦是委任关系所无法涵盖的。公司法因有其他防杜董事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部分，如竞业禁止，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为买卖等法律行为，但亦仅属凤毛麟角。以单纯委任民事关系规范是忽略了公司法之商业性质，以及董事属于公司内部人之特性，自然使得董事违法脱序行为仍层出不穷。
理想的董事是才德兼备而能为公司谋求最大利益之管理者，简言之，董事必须有能力加上操守。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或许可认为是对董事能力之上要求，前面已提及尚有不足，而操守上我国公司法几乎处于法规真空状态。能力是董事特质之客观条件，在操守上，则涉及董事是否忠于职务，属董事特质之主观条件。对董事操守监控与其能力之条件应等量齐观，因为某一董事能力不足，可以有其他董事补足，纵使董事全属“无能之辈”，尚有公司经理人，公司顾问可以辅佐。但若董事之操守有问题，即必须有赖强力之监控机制方能防止，否则依董事权限之大及对公司内情之了解，董事以职权谋取私利不但难以预测，损害之范围是十分巨大。就如何规范董事操守问题，英美法将之称为“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并立而为董事主要之二大行为规范。
二.董事产生之资格
（一）董事产生之方式
〈1〉董事是否需由股东担任
旧“公司法”第192条第1项：“公司董事会设置董事少于三人，股东会就有行为能力之股东中选任之…”此规定限制董事之产生来源须为股东，原意在希望借由具备股东身份之董事可与公司利害关系之一致，从而能充分为谋求公司利益而努力。旧法第197条，关于董事转让其操股超过二分之一当然解任之规定，亦同其意旨。然而就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分离之原则而言，公司就获利率与公司董事是否由股东充任并无直接关联。强求董事须由股东中产生，反而断绝了自股东以外之人寻求更具能力经营人才之途。从立法例来看，甚至可考虑引进国外行之有年的“外部董事”制度，以加强董事之专业性及独立性。
从另一角度来看，许多公司之经营大部分掌握在经理人手中，经理人未设同等限制而亦可对公司业务尽责，可见董事须为股东规定之谬误。现行法往往导致被选为董事者形式上只需购买极少量之股份即可符合此规定，而第197条反而增加原持有大量股份之董事候选人财务处理上之麻烦，更甚者在知其可能担任董事前预先出脱持股，反而失去此等规定之原意而制造更多问题。
本次公司法修正，董事不以有股东身份为必要，以符合国际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分离之趋势。
〈2〉累积投票制与董事解任
公司法关于董事之产生，原则上系采取累积投票制，股东会选任董事时，一股份有应选出董事人数相同之选举权，得集中选举一人，或分配选举数人，由所得选票代表选举权较多者，当选为董事，其立法原意在保护少数股东亦得选出代表其利益之董事。②但在董事决议解任方面，旧法则采取股东会普通决议之方式多数派股东仍可借此解任少数派股东所选之董事，无法贯彻累积投票制之意旨。本次公司法修正，将董事决议解任事项改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以解决上述问题。
三.董事会功能之发挥
(一)董事会之角色及功能
现行公司实务上，董事会成员往往并未透过公司法会议体之设计达到集思广益，共同为业务决定之目的，董事会由多数派之掌权者控制，多半会而不议，只是形式上通过决议而已。
（二）董事出席义务之问题
与上一问题有关者，现行公司法允许董事委托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会，更使得董事会会议召开形骸化之状况愈演愈烈。董事居外者更得以书面委托其他股东，经常代理出席董事会。按照董事亲临董事会开会，是董事根本也最重要之义务，若此点都无法做到，何谈董事能在其他方面参与公司经营之规定。故可考虑禁止董事得委由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会，方能使董事亲自执行职务之目的达成。即退一步而言，对于不出席董事的行为责任，至少应在其明知或可得而知董事会决议违反法令，章程或股东会决议时，课其报告监察人之义务，否则应令其与参与决议之董事负连带责任③。
四.强化董事责任
(一)董事义务之两个面向
董事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两个面向，前面已有所提及。我国公司法关
于董事义务之规定大致如下：
1委任关系上之义务
“公司法”第192条第4项规定：“公司与董事间之关系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民法关于委任之规定。”公司董事之任职多为有偿，而民法理论上有偿受任人之注意义务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亦即受任人须负抽象轻过失之责任④。由委任关系所衍生出来的义务包括事务处理义务，报告义务，计算义务等等。
2董事会执行业务之依据
“公司法”第193条规定：“董事会执行业务，应依据法令章程及股东会之决议。董事会决议，违反前项规定致公司受损害时，参与决议之董事，对于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表示异议之董事有记录或书面声明可证者，免其责任。”此规定赋予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对董事行为之拘束性，故，就团体法自治原则而言，公司可以用章程设计符合公司规模，经营状况及组织特性的董事监控机制，股东会也可以用决议方式限制董事之职权。而股东会决议即相当于委任人之指示，股东会可依此要求董事会为某特定营业行为。
此外，股东会对于能力操守有问题之董事，可以决议将之解任，亦是股东会得以监控董事之一项利器。
然而在实务上，公司管理往往充满人治色彩，在公司发起人多半为将来之董事情形下，在公司制定章程时要未来的董事候选人自废武功去订定防止董事牟利的条款实属难为。至于股东会决议解任董事。如果遇上公司由大股东所把持，少数股东亦无法借此解任操守不佳的董事。
以下，另就“忠实义务”（尤其是董事自我交易行为）的部分加以探讨。
（二）忠实义务与自我交易行为
所谓忠实义务，英美法称为duty of loyalty ，其讨论之核心在董事自我交易行为规范上。董事利用职权舞弊之方式，最直接也最常见的就是利用其为业务执行机关之变更，从事与公司间不合常规之交易行为，或利用董事之身份窃取公司资源或要求不当报酬，牟取不法利益并使公司蒙受损失。其他如董事竞业禁止义务，规定于我国“公司法”第209条第1项“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之行为，应对股东会说明其行为之重要内容，并取得其许可。”亦属董事忠实义务之范畴⑤。
我国公司法对于董事与公司间交易行为之规律，是以监察人代表及董事行使表决权之限制为基础，其规范大致如下：
1监察人代表公司与董事交易
“公司法”第223条：“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为买卖，借贷或其他法律行为时，由监察人为公司之代表。”就本条规定而言，任何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有交涉时，即应由监察人为公司代表。至于该董事有无代表公司之权限，则不作任何考虑。本条之设，并不单纯在禁止董事之双方代表或代理。⑥立法原意是在防患董事长碍于同事之情谊，有牺牲公司利益之处。
依本条规定，受规律之交易，为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所为之买卖，借贷或其他法律行为。其中公司资金借贷之部分尚受到“公司法”第15条限制，自不待言。再者，公司与董事间之诉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监察人代表公司，故本条,尚不包括董事与公司间之诉讼行为。
此外，之所谓“为他人”，是指董事为他人之“代表”或“代理人”而与公司为法律行为之情形而言。因之，在有共通董事之公司之交易，而该交易非由该共通董事代表时，即非本条规律之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