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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必须站在第三方立场
来源于：中国财经报
作者：谷辽海
发表时间：2006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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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通过公开招标还是其他采购方式，评审专家在货物、工程和服务政府采购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可是，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却没有评审专家制度的内容。为此，国家财政部、监察部联合颁布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指出，评审专家必须以独立的身份，以科学、公正的立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评审。然而实践中，因评审专家不公正评审而引发的争议却是很多，故本文拟通过案例指出问题所在。

　　2005年9月，某市建筑工程招标咨询公司代理的某市畜牧水产局500万元动检设备公开招标的采购结果揭晓，投标供应商某科技股份公司落标。看到五名评审专家的名单，落标供应商认为本次投标失利与招标公司聘请的评审专家的资格有关，五名专家中只有一位是高级经济师，其他都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政府官员和招标公司的业务人员，都没有八年以上相关工作阅历。为此，落标供应商向招标公司提出了质疑。对于质疑内容，招标公司认为，本次采购评审专家虽然是从自己公司专家库里选取的，但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的，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质疑供应商不满意招标公司的答复意见，以同样的理由向某监管部门提出了投诉。监管部门经过书面审查后认为，被投诉人在其公司专家库所抽取的五名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对本次公开招标的采购项目进行评审，招标公司随机抽取专家过程由市纪检、审计、财政三个机关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监督，是符合财政部有关规定的。五名专家分别由采购人的办公室主任、业务处长、水产学院副教授、招标公司副总经理和技术员构成。这些评审专家早在本次采购活动开始之前均经过监管部门审核认定，且都持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证书》，符合《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故投诉供应商提出的投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

　　前述的采购案例，招标公司的操作规程、监管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均有悖于客观、公正的法律原则。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与采购项目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应当回避。政府采购项目的评审专家必须具备独立身份，能够站在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在评审过程中不带有主观色彩，以保持科学、公正的态度。然而，前述案例的主要评审专家与采购项目存在着直接利害关系，专家名单中两名隶属于招标公司，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生存法则的招标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私利必然会操纵采购项目的最终归属，故这两名专家是必须回避的。此外，采购人的业务处长、办公室主任也是不宜以专家身份参加评审的。

　　其二，专家构成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前述案例中的采购项目是通过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进行采购的，但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的专家不足评审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二，不符法律规定。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前款专家应当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笔者认为，必须指出的是，前述法律虽然规定评审专家可以由采购人的代表、招标公司的专家组成，但这些规定与客观公正的法律原则以及政府采购方面的国际规则不相符合，亟待立法机关修改。

　　其三，行政规章中的内容值得商榷。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严格遵守。根据《办法》，各级监管部门均有权认定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凡从事和参加政府采购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活动的评审，其专家资格由各级监管部门审核。由此而来，不论是什么样的采购项目，只要监管部门认定的资格都可以参加评审，是否具有高级职称或者相应阅历不是强制性的必备内容。显然《办法》中的有些规定需要与《招标投标法》相衔接。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纪检、审计、检察、公证等部门到政府采购现场监督的现象。可是，这种情况通常是接受招标公司一方的邀请。在这种情况下，“监督者”监管很难保证站在中立的地位来“监督”。况且，政府采购程序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些部门的人员就政府采购的某一环节到采购现场，而他们对有关的专业知识并不十分了解，很难从第三方的视角来客观、公正地监督政府采购活动。

　　（作者单位: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

精神病人犯罪问题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杨梅/吉洪忠

近年来， 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接触到诸多精神病人犯罪案例，轻的有盗窃、寻衅滋事的，重的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目睹了一些精神病人犯罪给家庭造成的伤害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一些血腥腥的事实让人非常痛心，精神病人犯罪不仅是司法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为此笔者对某区2003-2005年三年中发生的23起精神病人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进行分析，以探讨有效的防范措施。
一、精神病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1、 行为人多为农民，文化较低。某区三年来发生23起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15起发生在农村， 且行为人文化程度较低，其中有12人文盲，有5人小学文化，4人初中文化，2人高中文化，即便有的人是小学文化也只是能识字而已，根本就未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由于这些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法律意识淡薄就不容置疑的了，从面导致犯罪率的提高。
2、 犯罪的动机不明显，侵害的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通常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时的精神病人认识上存在阻碍，侵害的对象随意，往往见凶器就拿、见人就乱打。如祁某妨害公务案中，祁某无故扣留伊某的摩托车，当见到公安干警到现场处理时，因其精神病处于发作阶段，其辩认和控制能力削弱，祁某竟然持菜刀、斧头、砖头、酒瓶等械具见人打，先后殴打了７人，公安干警在制服其过程中也有2人被打伤。　
3、 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精神病人犯罪是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因其本人完全意识不到犯罪时做了什么事，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往往作案手段都比较残忍，危害的后果比较严重。王某因患有精神分裂症一直怀疑被害人李某说其坏话而耿耿于怀，于是便产生要杀死李某的念头。一天中午，王某携带菜刀至李某家中将毫无防备的李某头部连砍数刀，将李某当场砍死。
4、 通过劳动教养等法律手段进行改造的效果差，继续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被判刑，在服刑完毕，由于种种原因，多数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陶某患有爱盗窃的精神病，第一次因盗窃被判刑后，回家后因家无经济能力对其进行治疗，其刑满释放后，不久便又实施盗窃作案被判刑。然而，其再次被释放后却依然重操旧业。这归根到底，还是因其精神病未得到治疗的原因。
5、 受害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不利于社会稳定。家庭中如果有精神病人，长期的治疗费用，往往都难以承受，哪有钱财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受害人在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打击就已经很大，然而其损害又得不到合理赔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时，迫不得已可能又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法，导致新的刑事案件的发生，这极其不利于社会稳定。如黄某故意伤害案中，黄某因患有精神病，在病发时无故持刀砍断了被害人赵某的左臂，致赵某重伤。赵家为了给赵某治疗花去2万余元的医药费，然而在案发后本来就经济拮据的黄家又要为黄某治疗精神病，于是根本无法钱赔偿赵家的医药费。赵家在多次与黄家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赵某便扬言也要砍断黄某的手臂作为了断。幸亏赵某的亲朋好友苦口婆心地劝说才避免了另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
6、 作案的场所多为公共场所，社会影响比较恶劣。精神病人由于精神发育迟滞、智力较差，因此考虑问题比较简单、不周到，作案时不分地点、场合，不顾后果、社会影响，即使是在公共场所，只要看到作案对象就开始作案。严某故意杀人案中，严某因与被害人孙某的父亲有矛盾，因孙的父亲外出无法报复，于是想到在学校上中学的孙某。一天，严某买了锥子等作案工具直接到孙某的学校，当着众多学生的面用锥子对毫无防备的孙某头部乱砸，致孙某颅脑损伤死亡。看到自己的同伴被砸倒在血泊中，在场学生们被吓得惊叫，这给中学生们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大的伤害可想而知。
二、 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
第一， 对精神病人监护不到位。精神病人犯罪主要发生在农村，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家庭精神病人患者的监护人本身就是农民，整天忙于农活，缺乏对精神病人的监管或疏于管理，致使精神病人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整天闲逛，一旦病情发作，就很容易伤及他人。同时精神病人病情比较隐蔽，平时只在言行上与正常人稍有区别，在周围人特别是家人眼里并不把患者的表现当做疾病看待，而认为他们是道德和人品有问题，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更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等到作案后才发现其危害性，却为时已晚了。
第二， 政府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政府作为管理社会的职能机构，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治疗负有重要责任。但长期以来，政府对精神疾病缺乏充分认识，重视不够，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建立，许多疾病的防治都应进入了社会保障系统，这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们身体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未能发现有对精神病人的防治机制，不得不说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缺陷。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身处农村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而长期的治疗，致使精神病情经常或突然性发作，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
第三， 对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的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按照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如果判定精神病人对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多数精神病人需要长期服药，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许多病人的家庭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另外强制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去治疗都是问题。如某区公安干警在处警时抓获一持刀在学校附近滋事的精神病人，因其家中无人能够监管，干警们只好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但医院又不肯承担费用，最后公安干警又自己垫支让其住院。等这笔钱用完了怎么办？这个精神病人又可能重回社会再危害他人。司法精神病学工作者及法律界有关人士多次进行探讨并公开呼吁，但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旨在维护病人权利，促进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加强对精神疾病人管理的《精神卫生法》在全球１４０多个国家都已制定，但在我国，经过近２０年的酝酿至今仍未出台。
　　三、 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犯罪的应采取的措施
1、 首先要认识到精神疾病患者是弱势群体，应给予患者足够的人文关怀，从政府、社会和法律的层面对他们多一些尊重、关爱和善待，消除歧视，使更多患者得到良好的治疗和康复，从根本上消除其社会危害性。
2、 加强监护人的监管意识，使监护人能充分担负起监管职责，保证精神病人犯罪率的降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只有监护人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社会这个大家庭才能安定祥和。首先是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让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自觉履行自己的责任；其次是通过法律手段迫使不自觉的监护人不得不履行监护责任，让监护人明白失职即是对他人利益造成侵害的原因，自己因此要承担后果。
3、 加大政府集中收治精神病人的职能意识，使大多数的精神病人的治疗由政府“买单”。据统计，全国现有精神病人1600余万，其中具有暴力倾向者为1～2‰，由此可见，可能会造成社会危害的精神病人全国约有1.6万到3.2万人。一个病人一个疗程的治疗费用为3500元，全部由政府买单，一年所有病人的费用约1亿元，分摊到三十余个省二千多个县，每个县仅数万元，却为社会解除了数万个不定时炸弹，让精神病人的家属得以解脱，周围的居民得以安宁，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危害发生。
4、 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方面的法律以及实施办法，让受害人不再无助，政府不再逃避，精神病人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应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和尊重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同时有效地解决精神病人带给社会的意外伤害，解决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保护的两难困境。
5、 把精神病人的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各部门既要应各司其职，又要齐抓共管。一是卫生系统应负责精神卫生的基本知识和精神疾病的基本治疗；二是民政系统对经济上有困难的精神病人应提供义务救助；三是公安系统则对遇上特殊的精神病人犯罪情况，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性的义务监督和强制治疗。同时基层派出所与社区应加强联系,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网络监控体系，及早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发病征兆督促监护人对其约束、治疗。
6、 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精神病患者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容易获得支持的优势，积极开展爱心救助行动，组织公益活动，发展公益事业，支持精神病患者治疗，让精神病患者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的进程。

通联：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检察院
联系人：杨梅 吉洪忠
联系电话：0517-5828028 582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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