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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刑事裁判文书的中立性和保密性

邢光武


法院的裁判文书是向公众展示司法公正的载体，是向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教材，各个时期、各个法院的裁判文书，都记载并集中反映出其时其地的司法理念和文书制作水平。笔者认为，刑事裁判文书在体现其公开性、合法性和说理性的同时，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立性和保密性，否则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我们知道，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语言风格需要有“语气决断，解释单一，词语庄重，文字规范，语言朴实，叙述具体，语句严谨，逻辑严密”等特点，但许多忽视了中立性和保密性，把刑事裁判文书写成了“批判稿”或“记叙文”，这是不可取的。
首先谈“中立性”。中立性并不是是非不分，而是指对犯罪事实的叙述要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不能用假设和推测，更不能用比喻的手法描述。在我国历史上提倡“寓褒贬，别善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犹甚，什么“性质恶劣、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对其实，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依据“民愤”。在现在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带有感情色彩的描写也很多。比如对强奸犯罪的被告人用“陡生歹念”，“歹念”是一种心理活动状态，我们的审判很难查清是否是“陡生”；在对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的被告人用向被害人的某某部位“猛击××下”，实际上只要写出被害人的受害结果是什么样的，人们自然会知道被告人是“狠”还是“猛”了；还有的在对盗窃等犯罪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叙述习惯用“窜至”某某处，实际上被告人是否是“窜”是很难说清的，他可能是大大方方的、旁若无人的。因此，我们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用副词和形容词等虚词就有损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居中性。英国大法官培根曾说过：“审理人命案时，法官（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应在量刑时想到慈悲为怀，应以严厉的眼光看事，但用仁慈的目光看人”。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同样是本着对人权的尊重和充分的保障的司法理念。
其次谈“保密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下列案件不公开审理：1.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2.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3.未成年犯罪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这就是说刑事裁判文书必须体现其公开性。然而我们有的审判人员片面理解“公开性”而忽视了“保密性”。因为在许多的刑事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的犯罪方法或手段等是不能公开的“秘密”，而且是国家级的。比如犯罪分子用某种药配另一种溶剂采取某种方法，致他人死亡，侦察机关可能费尽周折才侦破案件，如果我们在“审理查明”中详细叙述了犯罪的全过程，这样的刑事裁判文书就是向公众传播犯罪方法。此外，犯罪分子淫秽的言行等也应该隐去，对需要保密的只要在卷宗里记录完整就可以了。

通联：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 邢光武

宗教自由法律保护的重要意义

　　欧洲历史上不乏因侵犯和压制宗教自由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事例，中世纪教会对不同信仰的压制和迫害引发了多次宗教冲突、甚至战争，国家也因明确支持或反对某个教派而使其卷入宗教争执之中，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动荡和灾难。今天，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已逐渐为更多的国家及其公民所认识，对于宗教自由的保护已成为各国宪法和法律不可或缺的内容。

　　宗教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宪政国家的一切作为，须以促进或保护个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这也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而“自我实现”涉及“自我发展”与“自我决定”两个要素。毋庸置疑，信仰宗教与否本身就是人的重要的自我决定。对这一决定的限制或干涉，将连带而全面地影响个人的生活领域。在宪政上，人的自我实现同时关涉着人的尊严。在宪法上，宗教自由是和人的尊严紧密相关的权利，它是人的尊严的直接体现。同时，法律保障宗教自由不仅有利于民众信仰的表达，而且有利于个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实现。这是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同时，这一结果又反过来促进民主宪政的发展与完善。

　　宗教自由是落实人权的需要。宗教自由是人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宗教信仰是人的基本需要，它关乎人的尊严。现代国家都纷纷通过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法律来保障宗教自由，因此，宗教自由越来越得到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认可与尊重。

　　保护宗教自由，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正确与妥当地处理包括宗教关系在内的“五大关系”，以及实现“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和良好的社会心态，都离不开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保护，离不开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就是以保障公民和自然人的宗教信仰、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为目的，通过宪法和法律等形式，把公民的宗教自由、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仰宗教的公民在举行宗教活动、开办宗教院校、出版宗教书刊、管理宗教财产、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等方面诸多权利规定下来，并按照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规范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的行为，从而保障这些法律规定的实现。

　　保护宗教自由，有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友好交往。今天，全球化使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就宗教领域来说，除我国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中，90%以上的公民都不同程度地信仰某种宗教，而大多数国家在宗教自由方面的立法相当完备，这给我国加强和完善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压力。目前，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各国对宗教自由的保障机制非常完善。国际公约更是重视宗教自由的法律保护。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应当重视并加强宗教法治建设，与国际接轨，落实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规范并保护我国与国际关于宗教文化和宗教活动方面的正常交往。

　　目前宗教自由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宗教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有些甚至还相互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立法从无到有，成就是明显的。但与我们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努力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要求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宗教立法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在：宪法方面，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的主体是我国公民，但没有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专门的宗教法律少而且层次低。另外，我国一些省市在制定宗教管理条例中，只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列为宗教，而将其他所有宗教都排除在宗教范围之外，这与宪法是相矛盾的。

　　现行法规的有些规定不具体，语言模糊，可操作性差。现行法规、规章的有些规定不具体，语言模糊，可操作性差，这不利于对公民人权（宗教自由）的保护。表现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完善；缺乏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职权、执法程序、监督、法律责任等的规定；语言模糊，有些规定不是法言法语，这不仅不利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而且也不利于对公民人权（宗教自由）的保护。

　　宗教自由法律保护的司法渠道不畅通。我国在保障宗教自由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人们的宗教自由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和保护。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的纠纷应该是不少见的，但是，围绕宗教自由而发生的司法裁判却似属少见。而且，我国有关宗教信仰问题的争议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针对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尚未被激活。这势必会影响到宗教自由权利的实现。

　　激活有关宗教自由纠纷的司法，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尽管在保护宗教自由的路上还存在诸多困难，但是我们应该充满信心。笔者认为，针对现实，在完善宪政设计、宪法监督的同时，应当完善我国的宪政司法救济。通过一般的司法诉讼程序解决有关宗教自由的纠纷，改变过去针对宗教自由的纠纷不予受理或者作其他处理的局面。鉴于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在诉讼管辖方面，针对有关宗教自由的案件，一审法院应当是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在审级上，可以实行三审终审制。同时，为了保护公民宗教自由的顺利实现，修改《宗教事务条例》第46条的规定，即把该条规定的内容“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取消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

　　同时，在通过司法诉讼程序解决有关宗教自由的纠纷时，应当牢牢把握宗教自由的原则界限：第一，任何一教的信仰自由不得妨害其他任何宗教的信仰自由。第二，宗教自由不得侵害其他的公民自由权利。第三，宗教自由不得破坏整个社会（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成员幸福所必需的其他价值理想。


（作者系河南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