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办法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外商投资企业
投诉处理办法的通知
郑政〔2003〕26号 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郑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郑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维护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根据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在本市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
在本市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三来一补”企业、外国企业、社会团体和其他经济组织为投资目的在本市依法设立的代表处，视同外商投资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投诉，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就下列事项提请政府处理的行为:
(一)认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或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二)认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未按规定为其办理审批事项或未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影响其正常经营秩序的；
(四)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的受理和处理工作。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受理、处理工作应严格遵循依法、及时、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投诉机构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外商投诉中心（以下简称市投诉中心）是市人民政府负责受理和处理本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的专门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指导、协调、督查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
（二）受理、处理、督办外商投资企业投诉；
（三）督查投诉处理决定的执行情况；
（四）定期通报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受理、处理、督办情况；
（五）组织与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有关的政策调研、经验交流活动；
（六）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
第七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郑东新区管委会应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以下简称县（市）、区投诉机构）,其业务接受市投诉中心的指导。
第八条 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受理、处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其业务接受市投诉中心的指导。
第九条 对重大投诉案件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政府主管领导召集，有关部门参加。
第三章 投诉的受理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代理人均可依照本办法进行投诉。
第十一条 委托他人代为投诉的，必须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时限。
第十二条 投诉机构受理的投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投诉对象；
(二)有具体的投诉事实、理由和请求；
(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受理范围。
第十三条 下列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由市投诉中心受理：
（一）涉及市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郑东新区管委会的投诉；
（二）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县（市）、区的投诉；
（三）其他影响重大应由市投诉中心受理的投诉。
前款规定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由县（市）、区投诉机构受理。
第十四条 下列投诉不予受理：
（一）依法须经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程序解决，且在复议、诉讼期限内的；
（二）投诉事项涉及司法案件或军事机关的；
（三）投诉事项与投诉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
（四）没有明确的投诉对象和具体的事实、理由与请求的；
（五）匿名投诉的；
（六）投诉事项超越本办法规定范围的。
第十五条 投诉可采用书面、口头、电话和网上等多种形式。
第十六条 以书面形式投诉的，应向投诉机构提交投诉书；投诉书应当包括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投诉的事实、理由和请求等内容。
投诉书应当以中文书写，以其他文字投诉的，应当附有正式中文译本。
口头、电话和网上投诉，应在投诉受理后补交书面投诉书。
第十七条 投诉人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机构认为必要时，可要求投诉人提供企业设立的批准文件、批准证书、营业执照以及其他必要资料。
第十八条 投诉机构在收到投诉后，对属于其受理范围且符合第十二条要求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送达受理通知书。
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投诉机构应在3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送达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通知书应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投诉人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投诉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直接向上一级投诉机构投诉。
第十九条 县(市)、区投诉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的，投诉人可请求市投诉中心责成原投诉受理机构做出投诉受理决定，也可向市投诉中心直接投诉。
第四章 投诉处理
第二十条 市投诉中心、县(市)、区投诉机构应当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事项进行审查,在投诉各方同意的情况下，依据审查结果，对投诉事项进行调解、协调。自投诉受理之日起，调解、协调期限一般不超过30个工作日；经投诉一方申请、其他各方同意，投诉机构可适当延长调解、协调时限，但最长不超过60个工作日。
经投诉一方申请、其他各方同意，投诉机构可终止调解、协调工作。
第二十一条 在调解、协调结束后，经投诉一方申请，其他各方同意，调解、协调工作可重新启动，但调解、协调累计时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经调解、协调，投诉事项不能得以解决的，投诉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投诉事项,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在1个工作日内签收,10个工作日内办结，并书面答复投诉机构。投诉机构应在收到处理结果后3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
(二)对情况复杂、涉及多个部门的投诉事项,投诉机构可直接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并在终止调解、协调后20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决定;也可先行按职责权限交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有关部门对交办的投诉事项,应在1个工作日内签收,10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处理意见，答复投诉机构。投诉机构在收到有关部门提出的处理意见后10个工作日内，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作出处理决定，并在投诉处理决定做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
(三)对重大投诉事项,投诉机构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在20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报联席办公会议做出决定，并在10个工作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投诉机构自收到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处理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投诉人。
第二十三条 有关部门对投诉机构移交的投诉事项未按时处理的,投诉机构可直接提出投诉处理意见，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 投诉机构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时，有关单位及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对于与投诉事项相关的证明材料，有关单位及人员应当予以提供。
第二十五条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有权要求与投诉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工作人员回避。
第二十六条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对投诉事项以及在处理投诉过程中涉及到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资料要求保密的，投诉机构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七条 投诉机构的处理决定，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必须执行。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对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在处理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投诉机构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诉处理终结：
（一）经调解、协调投诉事项得以解决的；
（二）投诉机构已作出处理决定的；
（三）经核实，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的；
（四）投诉人不予配合，拒绝提供真实情况或无故不出席协调活动的；
（五）投诉人撤回投诉的；
（六）投诉处理中发现投诉事项涉及司法案件的。
第二十九条 投诉处理终结后，投诉人不得对同一事项再次投诉。
第三十条 县（市）、区投诉机构认为其受理的投诉事项案情重大、情况复杂，须由市投诉中心协助处理或直接处理的，可提请市投诉中心处理。
第三十一条 投诉机构和联席会议作出的处理决定，各县（市）、区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积极配合并严格执行。投诉机构对处理决定的执行负责监督，对无正当理由又拒不执行的，可依照有关规定提请同级人民政府处理并给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二条 投诉机构对在投诉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的涉嫌违纪、违法行为，依照有关规定移交监察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三条 投诉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依照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港、澳、台、侨胞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外地市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市依法设立的代表处和分支机构，外地来郑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的投诉，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浅论我国公司法修改与完善
广西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何艳斌 莫学平 林智明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公司法的理论和实践总结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验，借鉴国外的传统理论和先例，经过十几年的积极努力，到1993年颁布了《公司法》，基本建立和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公司法的理论和原理，立法上取得了零的突破，其后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公司法体系。十年来，公司法的实践表明，其对我国恢复建立商事公司制度，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化，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以致从法律情感上，尽管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和高新技术股份公司发股上市的条款，对公司法作了初步的修改，但现今谈对公司法的理念、原则、全面性的修改，许多人还难以接受，还不甘心承认公司法的不足和缺陷以及公司法落伍于现实的事实，总认为公司法实施时间尚短，大修特订违背法律的稳定性。然而，以法律客观思维来分析，公司法作为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市场主体法，都是改革形象非常突出的法律领域，各国公司法无不表现出经常更新的活跃天性。在美国，通过判例进行的公司法律规则创制当然比复杂的立法程序来得便捷灵活；在英国，从19世纪末形成了每隔二十年左右就对公司法进行全面审查修订的惯例，而近几十年的修订更为频繁；即使在历来形象保守的日本，受欧美公司法的影响，公司法的一些制度也在进行一些重大的变革，如对一人公司的最终承认，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等；在台湾地区，2001年进行的“公司法”修订已是第12次，其内容涵盖公司组织运作、资本结构及资金供给、经营架构调整、行政监督、成本精简及效率提升等等。[2] 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进行省察，由于我国公司法实践起步晚，“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公司法制定国”[3]，理论研究不足[4]，起草时间仓促，存在许多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比如王保树教授指出：“我国公司法的主要问题是操作性不够，可诉性不强，法律空白多”[5]，漆多俊教授认为：“我国的公司法具有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6]，赵旭东教授批评：“资本信用已经成为中国公司法发展的枷锁”[7]，公司法的实践也存在与法律理论和规定脱节的严重问题，[8]可见，公司法的全面修订是其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加入世贸组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法治化也给我国公司法的修改提出了客观要求和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机遇。[8]“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司法的颁布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今天中国公司法的修订则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9]笔者就我国公司法理念的现代化、理论进路和若干制度的完善提出不算成熟的几点粗略思考，期望有所裨益。
（一）树立现代化的公司法律理念。首先，树立国际本位理念，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律体系。我国公司法的酝酿到正式出台，其背景特点主要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任务和精神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设计最佳的法律途径和组织形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立法视角完全是国家利益和国内经济政策的考虑，很少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及大循环的客观事实，因而缺乏国际眼光，是一种狭隘的国家本位的立法理念。[10]具体表现在赋予行政机关过多的权力，保留了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强制性规范过多，对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限制过紧，在外商投资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外汇管理等作了不符合国际惯例的特殊规定，等等。公司法尽管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紧密相关，但其在21世纪的发展却会更多地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互动。入世后，我国公司立法要适应参与全球竞争的形势，从关注国内范围的适应性转向关注对国际竞争的适应性，从片面追求国家利益到兼顾国际社会的共生共荣，从内视于国内经济的刺激到更多地发展外向型经济，培育起全球思维方式和国际本位的立法理念，以推进公司法的现代化。其次，要充分开发“本土资源”，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律体系。法律发展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并行不饽是其21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11]我国的公司法更多地是从外国借鉴而来的，以致并批评为“舶来品”，成为其与实践长期严重脱节“水土不服”的招致责难的主要原因，甚至亦有人概叹“中国没有公司法存在的空间和生长的土壤！”事实上，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并成功返回国际经济大家庭，完全具备公司法生存和繁荣的“本地”土壤，十年的公司法实践也为本地化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因此，我国完全可以立足本国国情实际，创立一整套既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又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律体系。[12]
（二）确立修改公司法的多元理论进路。由于分析公司法立法和实践问题角度和方法的差异，对修改公司法的理论进路归纳起来有几种主张：第一，本土资源的原创进路。认为公司法之所以面临全面修改的定局，是因为照搬外国的现成制度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本地实际，主张紧密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以解决本国问题为目标以反映本国特色为宗旨，创立中国特色的公司法制度。第二，实用主义的务实进路。认为各国的公司法均有一定的共性，因此现有的公司法制度尽管源自西方但并非具备不能应用于中国的天然的致命的因素，造成现在公司法困境的是法律实现上的原因，可操作性不强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导致〈〈公司法〉〉的在各地得不到统一执行，进而主张严格统一贯彻《公司法》及完善相关程序，重整《公司法》的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第三，经济分析的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变路。认为，资本制度在中国公司法中举足轻重，资本信用是中国公司法制度建构的基本依据已成为中国公司法发展的枷锁，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应成为中国公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主张从静态不变的资本转向动态变化的资产，从资本的确定、维持、不变转向现有资产才结构分析、流向监控和合理性认定，从固有的原始财产金额转向现实的债务清偿能力或支付能力，建立公司优质的资产结构、合理的资产流向和充分的支付能力。[13]第四，国际主义观的法律趋同进路。[14]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法律文化交流与资料交换日益频繁，各国的法律制度会有相互吸收、借鉴、效仿、雷同乃至相同的现象，因而主张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尽可能多地参照国际惯例，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接轨，大胆移植国际立法经验。[15]这几种修改公司法的理论进路都各有合理之处，但强调过于片面亦有不妥的地方，因而修改公司法应综合几种进路，尽量找到最佳的结合点与平衡点，扬长避短，最终找到最佳的公司法立法方案。笔者认为，面临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与入世返还国际经济大家庭参与全球竞争的客观事实与紧迫形势，立足我国实际，大胆借鉴、吸纳国际立法与惯例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推动公司资本制度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动态转变，大力加强公司法的统一实施，树立公司法的权威，培育公司法的信仰，将会是我国公司法修改的合理锲入点和有效的理论进路。
（三）我国公司法若干制度修改的要点。1、重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以资本三不变为基础的“资本信用”偏重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建立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实现保护交易安全社会目标的全新的公司资本制度。2、充实公司设立制度。降低公司设立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简化公司设立的程序实行准则主义，进一步明确公司设立的责任。3、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健全监事制度，增加董事监事背离及离任义务的规定，建立良好的秘书制度，切实扩大和保护股东股民的合法权益。[16]4、增加跨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规定，[17]强化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行为进行约束，加强对关联交易中竞业禁止的规范。5、规定股东虚假出资、抽桃出资的民事责任，确立并完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等，加强诉讼保护。[18]6、努力创制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法治意识，保证中国公司的规范运作，切实使公司的设立、治理结构及其他活动方面的规定能严格依照公司法的规范运作。
注释：
[1] 王保树：〈〈公司法修改：直面竞争与发展主题〉〉，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
[2] 赵旭东：〈〈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法学论坛〉〉（济南），2003年第2期。
[3] 赵旭东：〈〈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法学论坛〉〉（济南），2003年第2期。
[4] 有人甚至批评我国公司法完全是“舶来品”，并非“本土资源“。参吴越：《论中国公司法之构造缺陷及克服》（上），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8990,visited at 05/26/2004.
[5] 王保树：〈〈公司法修改：直面竞争与发展主题〉〉，《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该文的内容与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的来源资料不同。
[6] 漆多俊：《中国公司法立法与实施的经验、问题及完善途径》，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811,visited at 05/26/2004.
[7] 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8] 可从孟勤国：《从郑百文重组案看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说》（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可观一二。
[8] 刘俊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上），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9014,visited at 05/26/2004.
[9] 赵旭东：〈〈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法学论坛〉〉（济南），2003年第2期。
[10] 国家本位和国际本位立法两种立法理念的界定和划分，参李双远等：《21世纪国际社会法律的发展趋势》，《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1] 黄进：〈〈21世纪法律发展的若干趋势〉〉。〈〈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2] 我国不少学者基于对“法律是地方性知识”格言的信仰，主张中国法律发展的本地化进路。参苏力：〈〈法治的本地资源〉〉，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3] 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赵旭东：〈〈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法学论坛〉〉（济南），2003年第2期。
[14]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法律上必然会导致各国法律制度乃至法律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鉴与效仿的趋同现象，我国著名国际私法学家李 双元教授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参其文集〈〈国际私法的趋同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5] 漆多俊：《中国公司法立法与实施的经验、问题及完善途径》，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811,visited at 05/26/2004. 王保树：〈〈公司法修改：直面竞争与发展主题〉〉，《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该文的内容与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的来源资料不同。
[16] 钟明霞：《公司法修改若干问题探讨》，《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7] 跨国公司法律问题，参余劲松：《跨国公司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 参江平、许冰梅：《论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中央财经大学报》，2002年第3期。
